没有失业,金融危机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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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1929年生，南京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1993年退休后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曾连续三届选入美国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名人。

改革30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点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

30年前，物质相当贫乏，买东西还得凭票，有钱还不一定行。那时，人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人和物都可以自由流动，才有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我认为，最大的变化还体现在观念的变革上。今天，人们有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和权利，社会不再要求个人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今天，中国有很充足的劳动力，储蓄率很高，又有很充足的资本，劳动和资本在一定的情况下，就可以结合起来生产出财富。但问题是，中国的投资效率非常低，金融市场也效率低下，不能把资金引到效率最高的地方使用。

虽然我们的建设非常快，却存在许多亏本的建设，资本的效率还很低，这一点从银行的大量坏账可见一斑。还有，从我国的投资对就业的贡献来看，与世界各国相比无疑是最差的。在这方面表现较好的国家，GDP增长基本上等同于就业的增长。我看到一个材料介绍，是关于巴西的，那一年它的GDP增长了3％，而就业增长也是3％。

与巴西不同，在同一个时间，中国的GDP增长10％，而就业的增长却是1％。特别是现在对付金融危机，我觉得我们的眼睛还停留在GDP的增长上，而没有看到就业的增长，以这样一个对策应对金融危机是有巨大问题的。我们应该彻底扭转这种盲目的GDP至上的观点，把目标放在就业上，如果没有失业的话，金融危机一点也不可怕。

现在，大家都说要扩大内需，其实，扩大内需的意思是减少储蓄。但我们应该知道，储蓄并不是坏东西，问题是你的储蓄是否能够恰当地转化成有效的投资。我觉得，目前大家对扩大内需这个问题认识不足，存在盲目追求――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在投资的效率上，而不是光看在扩大内需上：应该放在就业上，而不是拉动了多少GDP。

譬如，我们搞的许多项目一投入就是几十个亿，一个水电站，一个核电站，一个地铁，买几架飞机，但是，仔细想一想，这几十个亿能够创造多少就业?或许也只能提供几百人的就业机会。倘若这样，平均一个就业岗位要投几百万元，而那些几万块钱就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却没有开发出来

此外，我还有一些看法，比如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我并不完全认为这是政府主导的。其实，政府在这场改革中的角色是相当被动的，因为国有企业亏得没有办法，财政补助不下去了，最后只好卖掉。但很多人可能会说，不管怎么样，这是政府采取的措施。

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引进西方的经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学习西方。有的人说“不要全盘西化”，这个话实质内容是不要学西方，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主要是学西方，不管在技术上，还是制度上，都大量引进了西方的模式。

当然，我们没有照搬西方的，有许多自己的创造，实施了市场经济，企业不再是单纯地为人民服务了，而是可以追求利润。像这些问题都还是有争论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根本原因。从政府投资与基础设施上看，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非常巨大，成果非常显著。

还有一项是政治改革，它在不声不响地进行。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了30年和平、稳定的时期。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现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30年这么长的稳定发展，有的时候，三五年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中断了。而我们这个30年非常平稳，它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呢?哪些又是最迫切要改变的?目前来看，我们的市场还不完善，有垄断问题，有公共财政的问题；税务改革也没有完成，法制还没有确立，司法要独立，要反对特权……这些都需要保持继续对外开放。而对“老百姓的教育”，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不是10年可以解决的，可能还要30年，中国进一步的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