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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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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片魂牵梦萦的土地,无论身在何方,无论时间悠邈,都不会改变。那就是故乡。我的故乡江苏常武地区,曾号称“二百年来东南士林第一家”(龚自珍语),一马平川,湖沟交错,鱼肥稻香,侬亲我近,文物传扬;也曾是现代中国社队工业(即后来的乡镇集体企业)的发源地和经典苏南模式的核心地区。三十年弹指一挥,厂房密布,马路纵横,死水微澜,物非人非,曾经的记忆再也难以找回。

我的父母兄弟至今仍然生活在这片已经天翻地覆的土地上。浓郁的乡土情结,使我对于记录大变局时代故乡变迁的文字,不管褒抑,总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关切。作为一本严肃杂志的从业者,职业要求用客观理性去超越这种情感,但这种关切,却也不是冷酷的刀锋所能轻松割掉的。这是我在《南风窗》上读到龚浔泽文字的感受。

我以前在《南风窗》上曾读过龚浔泽的文章。龚浔泽与《南风窗》的工作关系起始于2003年9月。那时他也刚离开大学的校园。《南风窗》编辑谢奕秋在网上搜索资料时偶然看到了他的一些文章,觉得颇有见地,恰巧当时杂志有一个地域选题的构想,就设法与他取得了联系,并进而有了《南风窗》2003年9月(下)那期题为《求解江苏难题》的特别报道。收入那组报道的几篇文章,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较量》、《碎片化的省域》、《从苏南到苏北》、《南京突围》等,已沉淀为平面出版物中论述江苏发展的经典,也被多家研究性或资料汇集型网站收录、转载。其后,杂志与他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龚浔泽也多次为《南风窗》贡献有关文章,涉及“市管县”、“仇和履新”、“苏州模式”等多个话题,反响都不错。这些文章与他思考江苏发展的其他文字一起,终于汇集成《江苏脉动》一书。

除了已在《南风窗》上发表的文章外,今年早些时候我也读完了“江苏发展的思考”系列文章(亦即《江苏脉动》初稿)。我并非经济学尤其是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者,亦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但作为一个对苏南发展比较关心也有些了解的读者,我个人认为,作者对苏南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尽管学术上可能不够规范,但其价值却超越了研究范式的制约,散发着思想的活力,远非一些所谓的规范研究和权威项目所能比,尤其是在对实践的反思和思考问题的逻辑方面。

在今日中国,苏南地区不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一直认为,它依然是当下中国最好的地区。如果它的空气和水能够更洁净一些,它毫无疑问将是中国未来区域发展最有价值的实践样本。作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经典模式,苏南模式的研究近些年来一直是显学,因此,作者的研究虽然立论和资料可能会与其他研究有不同之处,对苏南以及江苏乃至全国的未来之路也会有所提醒和指引,但本质上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书中对温州模式和浙江道路的探讨和论述也同样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所有关注“江浙经验”特别是“江苏经验”的人们从中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

江苏并不仅有我有直接体会和感悟的苏南,对于长江以北更广袤的江苏,我并不了解,但那里应该代表着更为广大的中国社会。事实上,苏北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也更为普遍。后发展地区渴望迅速改变、摆脱贫穷落后的渴望是区域发展最大的动力,而中国社会这30年来发展的路径,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给予后发地区的强化的印象不外是招商引资和工业化。近些年我陆续听闻一些故旧相继把原来设在故乡的厂、坊搬迁到苏北地区。而且,随着发达地区产业升级换代和产业转移,这种势头更加汹涌。苏南地区发展过程中遇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曲折和悲剧会不会在苏北重演?这使我颇为担心。

不仅仅苏北地区,《南风窗》的记者们这些年在其他一些后发展地方采访得到的信息也表明,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位于沿海、变通日益便捷、科教基础相对较好的苏北,处于接受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前沿,在这个层面上讲,苏北地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其个性,也有共性,特别是其共性能否得到妥善应对,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苏北和江苏。

与苏南研究相比,苏北研究要冷僻得多,成果也远为贫乏。因此,此书对苏北的思考、研究和阐述就有了进行填补空白的价值。特别是顺应苏南与浙北、浙南的比较而承接下来的关于苏北的思考,不仅仅对苏北。也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农耕条件优良、人口密集的平原后发展地区有参考的价值。

对于后发展地区来说,样本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学习其提供的成功经验,更在于如何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