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这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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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说，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息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而且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法治秩序还欠缺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

我认为中国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一个国家已经资本化或者能够被资本化的财产和未来收入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本源在三方面，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但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转变成“钱”或“资本”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能被买卖，最好是能自由买卖。

如果退回到1978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都为国有，当然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是财富，但没有资本价值，因为它们是“死”的。企业基本全是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当然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一双手、一个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改革头十几年里，人们终于享有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自由，在农村如此，在城市先是个体工商户的出现，商品市场化也同时发生。特别是人力交易也开始有自由，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逐渐有创业自由，这从本质上让劳动力开始市场化。

但是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的恢复，还不等于国有企业资本化、收入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近9万亿元，境外上市的公司市值近1万5千亿美元，值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20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

这20万亿元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价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的市值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

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和土地国有不能交易，这块财富巨大但也是死的。

从1998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进行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据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又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

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

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十分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了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有2千多亿元，是GDP的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我们可以把中国和美国在1978年时的境况做简单对比，以此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1978年时，美国的企业资产与收入、土地与资源、老百姓未来收入不仅都是私有并能自由交易，而且相当一部分已证券化、金融化成资本，所以这些年美国能做的资本化空间越来越小。

相比之下，中国则恰好在另一个极端，1978年时中国是什么都国有，从而不能买卖交易，更没有被资本化。所以，在1978年之后，即使不算外资的进入，政府每年只要让部分国企民营化并把它们未来的收入证券化，或者出售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让土地产权自由交易，或者通过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等让老百姓将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每年做一点这三类资本化运作中的一个或两个，即可给中国提供大量的资本，即可让中国的“钱”多很多。此为对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资本化解释。

要做到资本化，特别是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那么，资本化的制度架构就极关键，不仅私有产权要界定清楚，而且要有可靠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不能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