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以敦煌石窟研究为《敦煌研究》选题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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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05-02

敦煌学，包括哪些内容？大家都承认，主要有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出土z书和敦煌石窟寺两个组成部分。敦煌学的研究，遗书研究先走一步，其原因在于资料的发现、采集、整理和公布。斯坦因、伯希和，骗购也好，盗劫也好，罪责难逃，但资料在英法两国得以妥善保存，编号整理，又向学界开放，为阅读、复制缩微胶片提供方便，却是值得称道的。功过相抵，终究赢得世界的尊重。一百年来敦煌学国际显学的辉煌，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是因为轰动世界的五万卷新鲜材料的发现。历经百年，至新旧世纪之交，敦煌学热度渐渐消退，大的问题、重要的问题皆已涉及，虽然学者们仍在锲而不舍地展开过细的研究，虽然研究是永无止境的，但是，“再造国际显学的辉煌”已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事物的发展毕竟有高潮和低潮。敦煌学界有很多文献研究的专家，不免欠缺对石窟文物研究的认识。很多人看不到，石窟寺的敦煌学研究正在起步。其实换个角度思维，如果把重点转向石窟寺研究，辉煌的前景就在前方。

石窟研究的发展，我以为仍要循文献研究的道路，首先从资料工作入手。其实追溯到敦煌学发端的时期，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都很重视对石窟寺的考古研究。20世纪初，斯坦因是在西域考古调查的语境下获取了藏经洞的资料。伯希和在挑选遗书的同时对莫高窟进行考古调查，包括绘制总平面图、立面图，为石窟编号，做文字记录，拍摄照片等。奥登堡基于伯希和编号，按照考古学规范绘制了大量实测图纸，用速写采集图像素材，做了文字记录，拍摄大量照片，工作规模远远超过了伯希和。国人对敦煌的考察，在临摹壁画的同时，张大千、谢稚柳为石窟重新编号，逐窟记录内容，判定时代，留下《漠高窟记》和《敦煌艺术叙录》。1942年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和1944―1945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劳干、石璋如、夏鼐、阎文儒等先后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对大部分石窟测绘，登录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其中石璋如的考察成果具有代表性，有《莫高窟形》问世。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则有史岩汇录供养人题记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和全面调查洞窟的《千佛洞初步踏查纪略》。李浴则有《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等等。日本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则依据已有的调查资料对敦煌壁画图像做了高水平的研究。20世纪前半叶，敦煌石窟研究水准非但不逊于遗书研究，甚至有超越之势。

大约自20世纪50年代，随着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文物研究所，临摹壁画的画家老师们不约而同地开展研究工作，源自他们历久经年于亲手摹写中的观察体验。他们的发现弥足珍贵，一旦与史学、佛学相碰撞，研究成果立刻焕发耀眼的光芒。这些成果集中在五卷本《敦煌莫高窟》和80年代的敦煌学术讨论会上，《敦煌研究》杂志就此创刊。这些，促成了那个年代国内敦煌研究热潮的形成，国际上终于承认，敦煌在中国，研究也在中国。可是，波形的曲线不久转而下行。敦煌石窟的资料工作止步于石窟内容总录。没有坚实的资料工作为基础的研究，只能在泡沫中挣扎前行。不可能指望简要的总录和几种图录催生出热潮、显学或者辉煌。

1958年在郑振铎副部长的倡议下百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规划早被“”击得粉碎。近20年来，虽然考古界呼声不断，但仅有的一些石窟考古报告均因成熟度不足而一个个消失于无形。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饶宗颐先生指出：敦煌石窟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完整的敦煌石窟资料尽快整理发表出来，相比之下，那些小文章并不重要。在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谨记导师宿白先生的教导，长期以来编拟石窟考古报告的规划，组织人员试写报告文字，更于新世纪伊始即着手报告的正式编写和出版。几经反复，终于在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问世。如今第二卷的编写正在进行中。报告编写中我们深有体会，熟悉的洞窟在反复细致观察中变得陌生，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报告的编写是一个将研究推向深入的过程。在国内，我们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我国的世界遗产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众多，但建立科学完整资料的微乎其微，忽视、轻视资料工作的倾向普遍存在，研究单位业务人员全凭论文考核晋级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体制不利于基础工作、资料工作的开展。资料档案工作辛苦、单调而寂寞，却得不到政策的倾斜，不时打击着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就连敦煌吐鲁番学会也对石窟考古报告的出版采取完全无视的态度。

作为世界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负有责任的敦煌研究院，应该高度重视建立文物遗存详尽而完整的档案资料，换言之，业已开始的百卷本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的编写与出版应该列为研究院工作的重点。文物资料的建立不仅关系到研究工作的发展，在文物保护方面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自然规律所决定，没有永存不灭的事物，而文物资料比文物本身更具有长久保存的可能性。在文物保存程度尽可能好的情况下建立文物的档案资料是当务之急，具有抢救的性质。虽有重重困难，但只要全院上下同心协力，投入力量，设法加快工作的进度，假以时日，工作成果积累到一定规模，将可以打开研究工作的新局面，石窟寺研究将成为敦煌学的主战场。

学术刊物有责任为此提供助力。编辑工作需要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也需要高瞻远瞩，具有引领导向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敦煌研究》创刊35年来不断前进，编辑人员尽职尽责，一直坚持以敦煌石窟研究为主攻方向，发扬老一辈学者从深入考察洞窟入手，脚踏实地从事石窟研究的优良传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往互动、友好而亲切的园地。希望《敦煌研究》在组稿、刊用方面继续对石窟寺研究栏目有所侧重，坚持学术刊物的严肃性，抵制虚华浮躁的不良风习，防止在学术方向上随波逐流，继续在新时期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