贮贝器上的古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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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能够将青铜炼铸打磨得极其精细，甚至连祭祀品和建筑都细致刻画，在贮贝器上，我们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当时古滇人的生产、祭祀、纳贡、打猎、娱乐等场景。

滇文化的重现

1955至1960年o云南省博物馆在晋宁石寨山先后4次发掘了50座墓葬。晋宁县汉代为益州郡滇池县地o益州郡置於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o为滇王国故地。根据第 6号墓出土一方金质蛇钮“滇王之印”o证实此处为滇王及其臣仆的墓地r并证实《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滇国之事基本可信。

随着同一文化类型的墓葬和器物在滇池周围及邻近地区不断发现o对其文化面貌的特点p发展演变情况的认识日益清楚o以石寨山滇墓为代表的这种青铜文化o可称之为“滇文化”。

滇国是我国西南边疆古代民族建立的古王国，其存在时间相当于战国秦汉时期。滇国的疆域主要在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境内的主体民族是中国古代越系民族的一支，被历史学家惯称为滇族。

西汉武帝时期，汉王朝致力于开发西南地区，并于元封二年兵发滇国，降服了滇王，建立了益州郡，同时赐“滇王之印”，并允许滇王继续管理他的臣民，滇池地区正式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东汉中期，随着汉王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以及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滇国和滇族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最终消失了，古滇文明彻底失落。

历代典籍文献对云南古代的历史记载甚少，见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也只廖廖数语：“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s结，耕田，有邑聚。”自汉代以来的2000多年间，由于没有新的资料，学者对“滇”是否存在保持怀疑。

石寨山的大发现

1953年，一位姓汪的古董商拿了几件青铜器来到云南省博物馆，请求鉴定其价值。博物馆业务人员顺其线索对晋宁石寨山进行了考察，后经国家批准先后于1955年、1956―1957年、1958年、1960年、1996年进行了五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86座，出土大量铜、铁、金、银、陶、玉石、玛瑙等质地的文物，其中以鼓、贮贝器、扣饰等各式各样造型生动、形制古朴的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最具特色。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 在石寨山6墓中出土了黄金质地的“滇王之印”，这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滇王之印” 的印章形制，根据《汉旧仪》当属列侯的规格，但却是王印，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滇王之印”现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云南石寨山古墓群的发现使沉睡2000多年的古滇国历史重新浮出水面，云南两次召开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代表性器物曾多次赴境内外展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介绍，60年来对滇文化的研究从释读墓葬出土器物入手，但目前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如墓地找到了，但没有发现滇人生活的遗址。

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人类学系联合开展滇池流域史前聚落遗址的调查工作，中美双方团结协作取得重要成果，初步摸清了滇文化遗址在滇池盆地的分布规律、规模大小。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对滇文化主体族群的体质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对金莲山墓地的现场人骨的鉴定分析，作出了“滇人”以家畜饲养业为主、鱼类为辅的食性分析，植物类食物则以水稻为主。

2001年，晋宁石寨山的发掘因“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被列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古滇国的铜照片

石寨山古墓群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云南省晋宁县上蒜乡石寨村，它是战国至汉代滇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出土器物种类繁多，有青铜器、金器、银器、铁器、玉器、海贝等。青铜器多采用失蜡法铸造，其中镶嵌、鎏金、雕刻、锡合金已达到较高水平。青铜器种类有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贮贝器、乐器、装饰品等。出土的特殊器物“贮贝”上，铸有各种人物活动图，如祭祖、战争、纺织、农耕等场面，被学者称为释读古滇历史的“铜照片”。这些青铜器工艺精湛、造型优美、装饰华丽、雕铸生动、风格独具，是罕见的古代工艺品。本期重点介绍晋宁石寨山文物中的一个特殊部分：贮贝器。

古滇人所用的货币是海贝。所谓“贮贝器”内装的就是这些海贝，它们是古滇人所使用的货币以及入葬时埋藏的财宝。这些滇人身处中国内陆，但是却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民族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在滇池之滨发现的青铜贮贝器有多种形状，这些贮贝器主要用来盛装货币――贝壳，同时还具有较高艺术审美价值。尤其是贮贝器的器盖上，采用了分铸再焊接的技法，装饰了许多立体雕像。这些雕像既有人物，也有动物，雕琢细腻，形象生动，有如一部缩影的滇国人文历史和自然历史。

贮贝器器盖上的人物形象，又大抵可以分为奴隶主、贵族、奴隶、士兵等几类。古滇国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所以奴隶主与贵族的形象在滇国青铜器上很常见。

贮贝器器盖上的动物，有牛、羊、马、猴、鸟、虎等多种，尤以牛形为最多，因为牛是表示富有的象征。

例如一件七牛贮贝器，高19.5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为西汉时期器物，现藏云南省博物馆。该器上圆下方，平底四足，器盖呈斗笠状，顶端有一圆孔，四周焊接立牛七头，顺时针方向排列，牛角弯且长，四肢呈直线，为静立状，形态娇小可爱。

滇国青铜贮贝器上的牛饰，从一牛到八牛不等，人们把牛这种代表财富的形象搬上贮贝器，其寓意不言自明了。

部分典型贮贝器：

四牛骑士虎耳贮贝器

高50厘米，盖径26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亦为西汉时期器物，现藏云南省博物馆。该器属于束腰筒状贮贝器，腰部内收，两侧饰对称虎耳，底部有三个兽爪形足。器盖上焊接一组立体雕像，分为里外两层。外层是四头肥硕的犍牛，呈逆时针方向排列。里层台上一立马，昂首嘶鸣，马上有一骑士，双手控缰，腰间佩剑，通体鎏金，显得格外醒目突出。在众牛的环绕下，一位鎏金佩剑骑士突现眼前，它告诉世人：他是古滇国的一位重要人物，不是奴隶主，就是贵族。

纺织场面贮贝器

高21厘米，盖径24.5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1号墓出土。体现了当时的生产场面，其中居中高大坐者为女主人坐像，周围的女奴在忙于纺织。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图见54页）

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此器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T于的，有待刑的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论当时的南中习俗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又《建宁郡・味县》条下云：“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都说明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

该物件对人物角色和神态的表现细腻，有主祭者、被捆绑于祭祀台上待刑的男子、击打乐器的人、姿态各异的妇女、骑在马上的士兵等，每个人物体型很小但人物的鼻唇耳能被清晰分辨。很难想象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能够将青铜炼铸打磨成如此精细的模样，甚至连祭祀品和建筑都细致刻画。

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

高38厘米，盖径30厘米。这是一件铜鼓形贮贝器，鼓腰部有狩猎图案：8人，胯下系宽带，上束至腰际，手中各持兵器作追赶野兽状。器盖上铸52个人物和1猪1犬。鼓面中央立有1对蛇盘绕的圆柱，柱顶立1虎。柱右和柱前是3个或被双臂反绑、或戴锁枷的人，当为用来祭祀的牺牲。旁边1位乘坐4人肩舆的贵族妇女，可能是主持祭祀仪式的女奴隶主。两侧边沿还各有1鼓。这个贮贝器表现的就是滇国的一次祭祀活动。

战争场面贮贝器

高53.9厘米，盖径33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整器为上下重叠两鼓，用铜焊接。有底有盖，器内贮贝。两鼓器身纹饰相同，胴部各铸有羽人及船纹六组。腰部饰牛形和舞人形纹。足部及胴部上刻有以三角齿纹和同心圆涡纹为主的带形纹饰。盖上为战争场面，有人物二十二人，马五匹。盖中央有一骑士，形体较大，似为主将。此人戴盔贯甲，右手执矛，作下剌之状。贮贝器反映了步兵协同骑兵作战的场面，表现了一次战争的全过程。其刻画的戎马，均腰壮肌丰，栩栩如生。倮的一方为滇人，败阵的一方为昆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