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举世瞩目的“海丝之路”历史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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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4日，“海上丝绸之路”（舟山段）保护与申报世界遗产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标志着舟山正式启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接着舟山市专家委员会成立，舟山申遗工作进入实施阶段。经专家委员会专家反复研讨、论证，将普陀山、双屿港、洛迦山国际灯塔等舟山海域内8座灯塔列为舟山申遗重要节点。

海天佛国普陀山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举世闻名的观音道场。普陀山的“开山”，是由于唐咸通四年（863）日本僧慧锷在一次偶然机会将一尊欲请往本国的观音圣像留在山上而引起的，慧锷所搭乘的正是从我国明州（今宁波）港开往日本的著名海商张友信（一说张支信）的商船。据唐宋两代的有关佛教史籍和志书记载，慧锷所乘的船是由于遇到风涛，触在新罗礁上，一连数天，无法启航，发生了留下“不肯去观音”的故事。新罗礁位于普陀山南侧洋面，现在尚存。新罗礁的形成，更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先有了“海上丝路”，才有大量新罗（今韩国）船经过此礁，有了新罗礁，才会发生慧锷船触礁从而留下“不肯去观音”，有了“不肯去观音”，才使位于我国东海沿岸的一个小岛逐渐发展成举世闻名的普陀山观音道场。

普陀山的所在地舟山群岛，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成立明州郡以来，向来隶属于明州，直至1953年成立舟山专区，才从宁波析出。普陀观山音道场的形成，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丝路”的形成，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没有腹地，没有特产，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对外贸易，是不可能形成“丝绸之路”的。唐初，江南一带经济发展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唐朝建国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特别是从唐太宗贞观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是唐朝经济繁荣时期，属于江南道的江浙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迅速。以浙江为例，在海盐、乌程（今湖州）、钱塘、盐官、余杭、富阳、会稽、明州等地区大力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户口迅速增长，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奠定了“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根基。唐代的越窑青瓷是闻名世界的大宗出口商品之一。而丝绸业的发达，更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之“奠基石”。浙江当时是“丝绸之乡”，据《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记载，当时丝织品的花式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如杭州产的绯绫、白编绫、丝绸、织绵、纹绫、柿蒂绫等多达数十种。此外，造纸业、制盐业、矿冶业、造船业等都相当发达。

此间，新罗国长期受唐朝保护，官方和民间往来频繁。有许多新罗船往返于韩、中、日三国和南亚地区，经营海上贸易、船舶租赁、航舶打造、提供航海人员和海运业务。这一时期，又是新罗和日本学僧入唐求法之兴盛阶段，大批新罗僧人踏海破浪，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吸取唐代文化。他们大多从海路搭乘商舶而至，在中国的登州（今蓬莱市）或明州登陆，其中又以明州为主，而普陀山是当时出入明州必经之地，所有船只都须在那里候风候潮。这一时期，被称为“海上王”的新罗清海镇大使张保皋，凭借其军事力量，组织庞大的国际交易船队，垄断着韩、中、日三国沿海及南亚带航海活动，而日本进贡船也多次在明州登陆，当时形成了往返于明州、普陀山、新罗、日本等地的“明州商帮”，其中有被后人称为航海家的张友信、李邻德、李延孝、元净、金文习、任仲元等人。

张友信曾于大中元年（847）护送日本学僧惠运、仁好、慧锷等回国，后来在日本大宰府任唐通事（翻译和联络人）多年，因此特别著名。中、日、韩三国交往如此频繁，唐船、日本船、新罗船往返不绝，因此，这时赴唐的日本、新罗的僧人搭乘便船入唐求学非常容易，所以就有像慧锷那样多次来往于日、唐的高僧。当时日本和新罗学僧或学生回国时，在楚州（今淮安）或明州寻觅便船，楚州新罗坊的译员刘慎言等常和在长安、天台山求法的日本僧通信，或代觅便船，照料一切。这些所谓便船，其实都是贸易船，它们把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运往世界各国，又从世界各国运回各式各样的特产，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而且也推动了东西方海洋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交流，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写下了“海上丝路”的光辉一页。

到了宋代，普陀山又出现了高丽道头，有关高丽道头的文献资料和遗址的发现，再次证实了普陀山古代曾经是一处“万国梯航”的重要港口。如《唐会要》说此地位于望海镇（宁波镇海）出入口，“乃新罗和日本航舶停靠处”。元代盛熙明所著《补陀洛迦山传》说“三韩（今韩国）、日本、扶桑、阿黎（伊朗）、占城（越南）数百国雄商巨贾，皆由此取道放洋。”北宋元丰三年（1080），内官王舜封出使高丽归来，途经普陀山，遇风涛，船将倾覆，众人望普陀山礼拜，很快风平浪静，安全达岸。王舜封将此事上奏，皇帝下诏，扩建“不肯去观音院”，赐额“宝陀观音寺”，后来又赐名护国永寿普陀禅寺、普济禅寺，有了一代又一代的皇帝赐名，普陀山更是名扬四海。

北宋宣和五年（1123）五月二十六日，徐竞等千余人分乘八舟出使高丽，回国后写了一本叫做《宣和奉使高丽国经》的书，记载当年他们船队过经普陀山，登山做佛事一昼夜，第二天又在普陀山莲花洋上等候风汛，等到风向稳定了，才启航赴高丽（今朝鲜）。南宋一位名叫赵彦卫的官员在他的笔记《云麓漫钞》中写道：从普陀山看三韩外国诸山，似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祈祷，宝陀寺中有钟磬铜物，皆新罗商人所施，上刻彼国年号，亦有其他国家人留题，文字十分精彩。南宋时的《乾道四明图经》记载：高丽、日本、新罗、勃海等国船舶出入明州，都须在此候风候潮，叫做“放洋”。因船从明州或镇海起航至此，走的内海，虽然岛屿棋布，潮流复杂，但无溺复之虞。可是，从普陀山出发，便驶入外洋，北上朝鲜或日本须横渡东海，南下占城、阿黎等国须跨越南海，风浪叵测，经常罹难。

明代，普陀山上除“十二景”外，尚有“贡艘浮云”、“香船蔽日”两景，见证了当年普陀山百舸竞集之盛况。明代诗人屠玉衡的两句诗“千秋香火真如地，万国梯航大士家”，真实地记录了当年普陀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中转港之盛况。如明景泰四年（1453），以日本僧允澎为正使的遣明使船9艘，载1000余人，停泊普陀山莲花洋，由明朝派出彩船百艘，环绕使船表示欢迎，并赠给酒、水、食粮等物。进入沈家门后，又有官员乘画船50余艘，吹角打鼓迎接，然后由宝陀巡检司派官员作向导，经由定海（今镇海）进入宁波（日本《允澎入唐记》）。明成化四年（1468）五月，以日僧天与清岩为正使的第四次遣明使船3艘，停泊莲花洋，登山游访。当时在普陀洋面迎接日本和高丽等外国使节，成为惯例。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五月，日本第十一次遣明正使策彦周良一行数百人从普陀山口，驶入舟山，因朝贡期限未到，在普陀附近岙山岛度过10个月，正使周良等多次登普陀山朝拜游访，朝礼观音，并赋《礼普陀山》诗二首。

“海丝之路”申遗的主要依据是天然的历史遗存，这方面舟山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普陀山及其周边的“海丝”遗存，有许多至今完好无损，而且这些位于海洋中的实体遗存，是大陆各沿海城市所不具备的，具有非常明显的海洋特色。如新罗礁，那是唐代新罗国清海镇大使张保皋控制东亚一带航海时期留下的最为完整的实体遗存，既真实又完整。2003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得知此事后，委托韩国张保皋事业研究会在普陀山建立了“新罗礁纪念碑”。普陀山上还有高丽道头遗址;保存完好的短姑道头，是元末明初以来普陀山唯一的上船埠头，有着说不完的“海丝”故事和观音灵迹;普济禅寺、法雨禅寺、多宝塔，以及始建于明代的洛迦山国际灯塔，都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明代诗人屠隆“荧荧一点照迷津，光夺须弥日月轮。万劫灵明应不灭，五灯传后与何人”一诗，写的就是“洛迦灯火”。潮音古洞，是当年日本僧慧锷上船敬置第一尊观音圣像之处，保持着唐代原貌。这是一处唐宋以来海内外亿万信众朝拜、祈求观音现身之处，有着大量的文献记载，至今仍然每年吸引着600余万海内外香客前来朝圣，其中境外游客达数万人，其中许多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加拿大、新加坡、泰国、印度、罗马尼亚、菲律宾、奥地利、日本、朝鲜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商业界著名人士和实业家、文化界名人。如今在普陀山佛教博物馆珍藏着许多古代来自印度、日本、缅甸、菲律宾、柬埔寨、法国等的“海丝”文物。

普陀山观音道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观音信仰的直接产物，普陀山观音圣地形成后，一千余年来向外传播，又促成了韩国洛山寺观音道场和日本三十三处观音灵场的建立;中国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各国乃至欧美各国成千上万个“普陀寺”、“普陀院”、“观音寺”、“观音庵”的建立，大都与普陀山有关。据调查，这些地区的观音寺中的第一尊观音像，有许多是从普陀山请去的，信徒们认为普陀山请去的圣像才是“活观音”。

普陀山乃至整个舟山群岛有很多独特的“海上丝路”遗存，这是一些大陆沿海城市所缺失和无法复制的。可以说，没有“海上丝绸之路”，没有这条繁忙的商路，当年慧锷搭乘的商船就不可能路过这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普陀山。整座普陀山是当今举世瞩目的“海丝”遗存。如今，普陀山吸引着世界各族人民前来游览、朝圣，并正在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谱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