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声音,另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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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这个世界越来越趋附于、同化于主流。就中国学术圈而言，有一股旨在与主流的西方学术接轨的强势声音。沿着这样的声音去追寻，可以发现当前流行的经院式的治学路径：从既有的理论（一般是外来的）出发，以社会现象为注脚，以完善和建立一种理论或模型为目的。这种从理论到现实再到理论的治学流程，充其量体现了“理论智慧”，是言必称“欧美”的，是讲究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和学科阵地的维护的；而对于本土现实，则表现出客观的冷漠，只把它看作维护、解释或修补理论的工具。这种流行导向体现在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上，就形成了学术界的农村是理论的农村而不是真实农村的现象，形成了对中国农村的解读和对当下农村处境的理解充斥着某种粗暴和情绪化的倾向，以及宏大话语霸占整个中国的社会理论的现象。
然而，在主流话语的统治之下，我们还是听到了更为切合本土实际的“另类”的声音，虽然与主流相比，它显得那样的边缘、弱势和趋异：《新乡土中国》的作者贺雪峰在书中所发出的就是这种另类的声音。
作者呼吁：返回国情中来。人多地少的压力、城乡二元结构的加深等基本国情,应是理解、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制约性前提。然而,流行的大话语却无视这种基本国情。针对近来连续数年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以及某些地区农民收入不升反降的现象，流行的大话语是：因为国家政策或制度安排的问题，将农民本来可以很快增长的收入抑制了。针对这些流行的大理论、大话语，作者敏锐地指出：当前农民收入问题明显是结构问题而并非政策或制度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份额占国民经济总额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占总人口绝大比例的农民要大规模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可见，作为一个整体，农民收入增幅下降是由经济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的极度不协调而决定的。所以，要拒绝大话语、大理论，要改掉制度、政策决定论和市场浪漫症的毛病；应该多进行社会调查，切实进入到中国实际和中国农村研究的实际。国家的某些具体政策可能不利于农民增收，某些具体制度可能对农民不公平，但相信一改政策就灵，一改制度就灵，就是无视国情的大理论和大话语。
作者还呼吁：返回常识中来。当前某些粗糙的大话语是极其违背常识的，如对时代的社会几乎全盘否定的观点。作者引用吴毅的观点，对此类大话语进行了批评。比如，流行的大话语认为，“大呼隆干活”式的磨洋工是一种制度性问题，是不好的强有力的证据。作者在反复地问过农民的亲身体验和常识性看法之后，认为恰恰是现在，农村的懒汉比更多。并且，比起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根本就无法组织起来，利用大量的休闲时间进行农田水利设施的维修等。正是时代建成的极其庞大的水利工程和相当完善的农田基本设施，为当前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保证。这些成绩足以让所有尚存常识的人感到骄傲。
作者再三强调：返回个案中来，在对个案的细致研究中进行不同类型的比较，在比较中予以分类。中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所以没法用同一标准对农村进行普适性的理解。
作者进而提倡，农村研究应精细化。其实个案和分类研究就是精细化的一种努力，是精细化的基础和开始。经过精细化研究，作者得出了粗糙研究的学者不能企及的精辟观点。作者尤其在关于农村的治理上有精辟的见解。他一再强调，乡村治理其实就是让制度与惯例或乡村的既有资源不断试探、接触、融合，从而双赢，达到善治的过程。所以，善治不只与外来的、下乡的制度有关，更与当时当地既存的惯例、习俗、传统资源等社会基础有关。
作者不但提出了返回国情、常识和个案，提倡精细化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贯彻其理念的视角，为走这条路的人指出了方向，并为身体力行破了题。作者认为村民小组会议是一个观察农民生活及公平感的窗口，是观察农村民主政治、乡村治理基础的窗口。作者在其他章节一再强调应该从民间基础的角度更为细致地考察村庄秩序，等等。总之，作者更为具体地开辟了对农村进行精细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
通观全书，作者所关注的重点、真正的兴趣在于真实的世界，在于如何解读复杂无比的、现实的“三农”。他多年在乡下搞调查，一直被农村世界里有待解释和说明的真实现象所充斥和激发，由此有了对农村研究的第一发言权。这样的治学之路是实事求是的路，是从现实到理论再到现实的路，是“本土式”的路。
这条研究农村问题，理解和把握农村社会的新路，必然涉及到学术价值观和学术关切的问题。凡是搞“三农”研究的，都知道进行农村的调查研究首先是个感情问题，然后才是个学术问题。因为一个没有农村经历和感情的人甚至都无法解决自己在农村的生存适应性问题，更遑论在农村长期调查中，在农民的生活场域中对农民进行常识的、个案的、实事求是的“投入理解”和“换位思考”！
乡土中国处在新时代、新背景、新变迁之中，应该有与主流话语并存的另类声音存在并发展壮大的空间，而且因为这另类声音的弱小但又极其可贵理应得到鼓与呼。
另类的声音，另类的路。新乡土中国，孕育着当代中国农村研究和农村发展重建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