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因河畔,领略的不只是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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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卫东，博士，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曾在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供职多年，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德国思想史，承担德国古典美学、马克思与现代美学两门课程。

北京――法兰克福――北京，过程不是那么复杂

有许多人会把曹卫东的简历中“1999年2月――2000年10月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这句话当作亮点，更惊讶于（也是羡慕）他在出国前就已经具备的学术背景和声誉，那时侯的他近乎功成名就。近年来中国留学海外的人不少，像他这样脚踏着坚实的知识基础走出国门又回来的人却不多。殊不知，在曹卫东看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他出过一本书《雪落美因河》，里面有一篇《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者》，一开始就回忆往事：“记得也是一个春天，阿登纳基金会(Konrad Adenauer Siftung)来人，到北京对候选留学生进行面试，问我们如果被录取，最希望到哪个德国城市学习。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我脱口说出了柏林。这个要求当即遭到否定，基金会的盖斯(Berthold Gees)先生坚决地说：‘你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法兰克福，因为你从事的研究对象是法兰克福学派。’于是，我后来就真的到了法兰克福，一呆就是两年，在霍耐特(Axel Honneth)教授的指导下，研读法兰克福学派。”文中说的面试是指最后的专业面试，前面还有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遴选和语言关，当年的曹卫东可是取得了德语测试第一名的好成绩。阿登纳基金会规定他去的法兰克福大学，那是德国最著名的前十所大学之一，建校时间为1914年，位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德国重要的商业、经济、文化中心，歌德的诞生地。

基金会并没有给他太多的限制，只是德国期间的导师略有变动。本来是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可惜他已于1994年荣休。这是德国的规定，教授65岁必须退休，绝不返聘。他在欧美知识界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曾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社会研究所所长，被称为“活着的黑格尔”和“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90年代，他同弟子们一起组织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影响。霍耐特是他的嫡传弟子,成就斐然,继承了他的教职，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曹卫东的导师。

两年的留学生活因为儿子要上学而提前结束，带着“书太多了，读不过来”的感慨。回国后曹卫东一直致力于介绍德国学术思想，翻译了大量社会学著作。这是他过去的任务，也是今后的志向。他说无论是德国古典思想研究，还是德国现代思想研究，都取得了许多杰出的成果。比如哈贝马斯研究在中国已经蔚然成风；一批年轻学者写的学术论文质量可观；一个充满希望的队伍正在形成。不过仍存在着空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选题存在盲点，一些学术问题被忽视了；二是不够深入，不成系统。幸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今年春天曹卫东还出访过几所国外的大学，与德国学界友人的联系从没有中断过。哈贝马斯也曾经来中国访问，给学术界增添了无穷的话题。2001年4月19日他莅临清华演讲, 众学子为抢座校园狂奔,盛况空前呢！

在法兰克福念博士，感觉和中国的就是有些不一样

曹卫东一边听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的课，一边观察着德国的教育模式。没有什么强制性任务，他细细地品味着全新的学习生活。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德两国的博士生入学、培养方式大不相同。德国没有全国统一考试，博士生入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以前在这个领域的成绩，尤其是大学本科阶段的；推荐人（一两位老师），对该学生比较了解，评价客观，还要讲信用；导师的面试，没有行政干预，导师收多少学生，收什么样的都是他自己做主。博士接受的是精英式的教育，他们可以说是金字塔的最高层。

至于学习方式，上的是博士生讨论课(Kolloqiun)，不点名，规模小，通常三五人。导师指定专题和书目，题目不至于大的无边无际。导师不发言，只是启发引导，助教主持。学生要看的书很多，一节课只需读几十页书的时候很少，经常是上百页。读这些外文书需要一定的技巧，先找人名索引和关键词索引，理出重点；再看看前言和结语，把握它们就容易得多。讨论课虽然直接和成绩挂钩，但贵精不贵多，因为他们本来学期就短，一个学期才10次课。寒暑假倒是足够长，分别是1月底到4月份和8月上旬到10月上旬。

其次是考核方式。在博士之前的阶段是作业和笔试结合，博士则依据平时学习状况主要是课堂表现定成绩。论文答辩前还有资格筛选，考察专业学习成果。因为德国实施的是终身教育，学生有时间等到获得这个资格，50岁也可以等。事实有许多学生不愿意那么早毕业，学生的待遇也不错。答辩时有专门的博士资格考试委员会，成员是同专业或者相近学科的教授，态度很公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教授资格，教授不是评出来的，而是考出来的。也有一个教授资格考试委员会，这次展示的学术成果还被叫作“第二博士论文”。德国实行的是资格准入制度，资格是必备的前提。但是具备教授资格还不一定有教授职位，因为资格不等于职务。

德国老师对待学生非常细心周到，除了上课，一周专门有一天接待学生，主要谈学习，师生交流的机会很多。关于外国学生尤其母语不是德语的留学生，一个老师曾对曹卫东说过：“规范上讲不能（和德国学生）有差别，真正对待还是有差别的。”大概是语言的问题吧！不过中国留学生不必太担心，再坚持原则的导师也有一些基本要求，达到就可以了。就人文科学来说，主要涉及人物和范畴，导师看的是逻辑思路是否清晰。相对于德国学生的懒惰，勤奋的外国学生不太让老师头疼。

曹卫东还特意观察了海外学生的博士论文选题，发现中国人和韩国人即使都是亚洲人，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却有明显的不同。有些中国学生选题时“讨巧”，倾向于找那些和中国社会、文化相关的题目。他们浸淫其中的时间比留学时间要长得多，做起来得心应手。导师如果对这方面不熟悉，提不出中肯的建议，当然也不会贸然否定，只能看看论文的主要内容。韩国学生很踏实，他们通常会找与德国的学术思想相关的题目。即使不是特别在行，也要遍览群书，努力钻研一番，真会锻炼自己！

想对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说几句

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就资金来源来说，分为公派（包括得到了官方奖学金的人）和自费生。前者不用打工，与社会有一定距离；后者有很多深入德国社会的机会，他们占了很大的比例。就专业选择来说，有技术也就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以公派生居多；有选社会科学的，主要读经济学，其中又以念产业经济的为主体，而且近99%是自费生。他们大多读本科，毕业很容易。因为中国学生很聪明，德国的大学数学相当于他们在国内读高中时所学的，成绩自是不错；学人文的很少，但是在那里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的学生几乎没有自费的。

中国人在德国当然显示出了中国特色：首先便是好学，曹卫东很为中国人学习的传统自豪。韩国人的刻苦也是出了名的，相比中国学生，他们却有点死学的味道；少数中国人爱耍小聪明的习惯让人哭笑不得，他们人为地去钻法律的空子，比如没有大学入学资格的人发觉检票不严就逃车票。在崇尚法制的德国，这种行为自然令严谨的德国人反感，他们对己对人的要求一向严格，尽管有人批评他们死板。其实德国人非常热情好客，乐于助人，做什么事情都追求一种“永恒性”。

回想自己的求学经历，曹卫东说：“德国是一个人文思想大国，要学习人文科学、多关注人文，德国应该是首要选择。”德国不仅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文底蕴更是深厚，是欧洲的思想中心。在整个西方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具有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和理论传统延续性、内部冲突紧张性。对于时下的留学热潮（去德国留学的中国人数量近年来呈几何倍数增长，是德国海外学生中增幅最大的），他认为动机都不错，希望目标再远大一点，多想想国家民族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留学这一举动应该受到支持，而且是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引导。1907年蔡元培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后来他办北大的模式也受到了德国大学的启发，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现在的中国学生如果接受了国内的高等基础教育，至少是大学本科，熟悉了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再去德国的话，就不会产生食洋不化或者完全洋化的问题，中国的知识界也会在交流和开放中逐渐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