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密的清朝乡试阅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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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乡试，各省在农历八月举行，初九、十三、十五连考三场。中试为举人者，便有了永久功名，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因而阅卷工作也就极其重要了。

道光帝曾下谕指示阅卷工作，称“士子握椠怀铅，三年大比，一经屈抑，又须三年考试”，试官若“于落卷漠不关情”，“设身处地，于心何忍”……

按惯例，除正副主考外，清朝各省乡试还任用同考官帮助阅卷。同考官也称“房官”，8-18人不等。

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花沙纳主考云南乡试，8个房官帮助阅卷；而光绪十九年（1893年）文廷式任江苏主考官，就有18位房官。

考生的试卷以墨笔书写，称“墨卷”。交卷后，随即弥封编号，由誊录用朱笔抄录为“朱卷”，校对无误，再送房官阅看。房官批阅选中的试卷，再推荐给主考官，称为“荐卷”。

清光绪年间当过科举监试官的李鸿逵曾在《阅卷》诗中描述过同考官阅卷情形：“眼镜不离眉与目，手巾频拭汗兼污”，“苦事撤堂连下夜，灯光朱字两模糊。”可见阅卷还是相当辛苦的。

正副主考批阅房官的荐卷，以头场为主。阅后结合第二三场的情况，互阅商酌，取定中额。

所以，考四书的头场卷子，考生答得好的话，就成功了一大半啦，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第一印象。

被房官“咔嚓”掉的试卷，称为“落卷”。落卷也并非毫无机会，考官按例也会在落卷中再挑选一番，看有没有合适的卷子再行补录，这叫“搜遗”。

但也有考官“往往习于省事，仅阅同考官所荐之卷，余置不问”。所以，道光帝才会下谕告诫：“不得仅就荐卷取中”，“倘各直省正副考官草率从事，一经朕别有访闻，即将该主试严惩不贷。”此话对考官来说，分量至重，让考生听着很舒坦。

李鸿逵还有《搜遗》诗曰：“阅文堂上太匆匆，回到房来再用功。点句自嫌微简略，批词犹虑不能公。三年大比人非易，十载寒窗我亦同。自古搜遗多取中，总求心术对苍穹。”

据《清史稿》记载，乡试的“搜遗”还是捞出不少“幸运举子”的：雍正元年，“命大学士王顼龄等同南书房翰林检阅落卷，中二人”；雍正二年，“中七十七人”；“乾隆元年，中三十八人”。

徐一士《一士类稿》载：“道光壬辰，左宗植、宗棠兄弟同应湖南乡试。宗植领解，宗棠卷同考官本摈而不荐，循惯例已无取中希望。正考官徐法绩搜遗，得而大赏之，特中第十八名。”

左宗棠时年21岁，他一辈子都感怀徐法绩的知遇之恩。此外，“文学家吴敏树，与左同榜获隽，亦搜遗所得六人之一”。

考官对落卷那种复杂的心情，从《落卷》诗中也许能晓一二：“撤堂之后正开颜，落卷偏来乱似山。点句匆忙难搁笔，批词痛痒不相关。先防熟友逢人骂，尤虑通儒被我删。拼却出场稀见客，一年半载再回还。”卷子真不好批啊！

清廷还对批卷负责的考官进行奖励。如“康熙间，顺天同考官庶吉士郑江以校阅允当，授职检讨”。

而对“衡鉴不公，草率将事者，罚不贷”。清史上有名的顺治丁酉科场案、咸丰戊午科场案的处分重得令人咋舌。

乡试发榜正值桂花飘香时节，又称为“桂榜”。发榜之日，按中试朱卷红号调取墨卷，当众开封，填写榜名，放榜公布。其时，几家欢喜几家愁，看范进中举就可知。

但放榜之后，考官的弦还是紧绷着。

一是要查卷。“定例各省乡试揭晓后，依程限解卷至部磨勘，迟延者罪之……字句可疑，文体不正，举人除名。若干卷以上，考官及同考革职或逮问，不及若干卷，夺俸或降调。”

二是要查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帝以顺天、江南考官俱以贿败，亲覆试两闱举人，是为乡试覆试之始”。“康熙三十八年，帝以北闱取士不公，命集内廷覆试”。

发现作弊者，立即废革功名，处分考官。乾隆帝不时令督抚、学政对中试举人进行复试，嘉庆后成为定制。

“道光二十三年，定制各省举人，一体至京覆试，非经覆试，不许会试。”正如史书所言，清朝科举“禁令之密，前所未有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有一个很尊重考生的人性化举措：“房官未荐之卷和主考未取的落卷，也须略加批语，试后发给考生。”真是中举中得开心，落榜也得落得明白。

（据 《羊城晚报》，作者李晓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