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制瓷业对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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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民族，出现于4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以后（即至明代），契丹不复见于历史，历经1000余年。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和做出的贡献，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民族之一，所建立的契丹国（即辽朝），在200多年间，不仅第一次将中国广大北方地区各民族统一，还第一次打破长城的阻碍，汉人北迁，北方民族南徙，将北方的游牧经济与长城以南的农业经济相结合，使游牧经济加入新血液，渐渐走上农牧结合的发展道路。辽代的政治体制以及“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为后世中国各朝统治者留下珍贵遗产，丰富了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为中国各民族再一次大一统奠定基础。辽国名声远扬，俄国人至今仍称中国为“Кимаǔ”，即“契丹”的音译，反映了契丹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和贡献乃至对世界历史文化的贡献（见王钟翰《中国民族史》P43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我们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各民族组成的共同体，这其中包括那些在历史上曾经作出过贡献而在民族大融合中已经消失了的民族。每个民族都创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独特风格的文化，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契丹族也是如此，他们生产的辽瓷不仅直接继承和沿用了中原的器型，而且在借鉴中原器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民族的特点又创造了许多独具民族特色的契丹器型，如鸡冠壶、鸡腿坛、凤首瓶、长颈瓶、盘口瓶、葫芦形执壶、海棠盘、方碟等等。此外还创造了具有浓郁契丹民族风格的花纹装饰，成为整个中华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丰富了中华陶瓷文化的内涵。辽代制瓷业对中国陶瓷历史具有众多贡献。

一、朱彩描金

在辽驸马赠卫国王墓中，曾出土白瓷朱彩画龙贴金盘口瓶二件，器身均以朱彩贴金绘龙纹（见李文心《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在辽宁建平朱碌科辽墓中，出土一件“官”字款银扣白瓷朱彩盘口瓶，器身满绘朱彩，与辽驸马赠卫国王墓所出盘口瓶涂朱画龙的情况极其相似；同墓还出土一件白瓷银扣朱彩执壶，器身满绘朱彩，惜彩均已脱落不存（同上）。考古资料显示，这种白瓷朱彩描金器是辽代的创新品种，也可以说是辽代制瓷新工艺，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两件白瓷朱彩画龙贴金盘口瓶埋葬的时间比北宋建国还早一年。因此，可以说它开创了我国朱彩描金瓷的先河，为宋、金加彩，元红绿彩乃至明清的红绿五彩、金彩描绘、五彩瓷的出现

奠定了基础。

二、硼釉

硼釉的使用是辽代制瓷工艺的一个重大突破。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及门头沟白瀑寺窑址出土的四片辽代绿釉琉璃样品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这些绿釉中有的是硼绿釉。该所主持测试的陈尧成先生在其于1994年中国北方古陶瓷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中指出：“中国古代低温釉如汉代和北宋的绿釉、唐三彩、元代法华三彩、明弘治浇黄釉、嘉靖矾红和素三彩等都含有大量的铅，属于PbO-SiO2-Ae2O3和PbO-SiO2系统，无一例外。在北京龙泉务窑址出土的辽代琉璃样品中发现10%～12.8%的氧化硼，钾钠氧化物含量在8%～12%，氧化钙含量在4%～6%，而氧化铅的含量极少（0.4%～1.34%），这说明它是一种含碱钙的硼酸盐釉，属于SiO2-B2O3-（B2O）系统。这一发现证实早在至此以前的多年前我国工匠已经开始制作硼釉，这无疑填补了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史研究的空白。”“可以认为，我国陶瓷工匠早在辽代已经开始使用天然硼砂来配制低温釉料，这是陶瓷制作工艺上的重大突破”。正如陈尧成先生指出的那样，我国历代的低温釉一般都是以铅氧化物作助溶剂的，这种铅的氧化物能够使釉的烧成温度大幅度降低，并能够使釉在降低温度下产生玻璃相。然而铅是一种有害物质，长期使用会使人中毒，而硼却是一种无害物质，硼的氧化物不仅能起到与铅同样的助溶作用，大大降低釉的烧成温度，长期使用又对人无害。因此，可以说硼的氧化物是一种最为理想的助溶剂，直到现代仍为陶瓷制作广泛使用。龙泉务窑址硼釉琉璃制品的出土，标志着辽代制瓷工匠已经掌握了硼的性质，并且成功地应用在陶瓷制品上，这是辽代陶瓷制作工艺的重大突破，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一重要地位。还应该指出的是，辽代制瓷工匠对硼的成功使用，“比国外出现硼硅酸盐珐琅釉早五百多年”（陈尧成语），这无疑是辽代制瓷工匠对中国陶瓷文化的一大贡献。

三、砂圈支垫叠烧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普遍认为以砂圈支垫叠烧工艺是金代河北曲阳定窑首创的，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所谓砂圈叠烧工艺即是在器胎施釉入窑烧制之前，先在器物的肩或者内底刮去一圈釉面，使其露出胎质，然后将器物的底足置于其上，入窑烧制，以避免器物之间粘结。1950年辽宁义县清河门辽肖慎微祖墓群4号墓出土了一件黑釉弦纹瓶，肩部为避免叠烧时上下两器粘结在一起特意刮釉一圈（见李文心《辽瓷简述》）。由此可见，这种砂圈叠烧工艺并非金代首创而是辽代制瓷工匠的一项发明。这种烧造工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产量，也降低了成本，这为金、元乃至以后民窑器的成批生产提供了工艺上的保证，可以说这是辽代陶瓷工匠对中国陶瓷文化的又一个贡献。

四、其他

契丹国建国以前，生产瓷器的窑场大部分都分布在中原和江、浙等南方地区，整个东北地区除渤海国生产一些建筑陶瓷外，尚未出现过制瓷窑场。辽建国后先后在五京地区设窑制瓷：在上京地区有临潢府故城窑、临潢府故城南山窑、巴林左旗白音格洛窑、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音钢）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密云小水峪窑、房山磁家务窑；西京地区有山西大同青磁窑、山西浑源界庄窑、清水河县窑沟窑等十几处窑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些瓷窑的出现，特别是北方草原地区瓷窑的出现，不仅把制瓷业推广到了长城地带，扩大了瓷窑的分布范围，更重要的是在北方地区填补了制瓷业的空白，这无疑是辽代陶瓷文化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贡献。

考古资料表明，在我国南方地区，秦汉以前即已用龙窑生产几何印纹陶、原始青瓷，东汉时期开始用龙窑生产青瓷器，而在我国北方则直到唐宋时期仍用馒头窑（或马蹄窑）烧制瓷器。辽代赤峰缸瓦窑则率先使用龙窑烧制鸡腿坛等粗瓷大器，在我国北方特别是北方草原地区填补了龙窑的空白，这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诚然辽代陶瓷器文化是在中原陶瓷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但考古资料表明，辽代陶瓷的器型、胎釉、装饰技法、纹饰题材以及烧造工艺等方面，不仅对金、元时期及其以后的北方陶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宋代中原陶瓷乃至南方陶瓷也有一定影响。

辽代的典型器物在金、元时期大部分已经消失，但仍有一些器物被继续烧制。其中具有浓郁契丹特色的鸡腿坛，在金、元两代不仅仍在烧制，而且数量还很大，地域很广。虽然金、元时期的鸡腿坛与辽代的鸡腿坛相比略有变化，但其基本造型都是小口、溜肩、瘦腹、高身、小平底。可见，金、元时期鸡腿坛不仅仍在流行，而且其造型也与辽代的基本相同，当是直接由辽代承袭而来。

北京通县金墓出土的两件金代黑釉梅瓶，小口展沿，短束颈，硕肩丰腹，卧足。黄白色粗瓷胎，施黑釉不到底，造型粗犷豪放（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通县金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77年11期），相信这两件梅瓶是金代沿用辽代旧窑的产品。从这两件梅瓶的造型、胎质、施釉方法及其风格看，都与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的酱釉梅瓶酷似。虽然宋代中原窑场也大量烧制梅瓶，但其造型均显纤细瘦高，清丽隽秀，且多施满釉，相比之下，这两件黑釉梅瓶与辽代梅瓶更为接近，显然受辽代梅瓶的影响更多一些。

此外，黑龙江肇源出土的金代白瓷双系罐（云薇《黑龙江肇源出土辽金瓷器》，《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4期）、山西大同南郊金代壁画墓出土的白瓷温壶、温碗（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年4期）等均可见到辽代的遗风。金代所烧的小人、小马、小羊等手捏的小动物、小玩具，与辽代烧制的同类物极为相似，其渊源关系更为密切。

在陶瓷器的装饰题材方面，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有许多相似之处。金代的某些器如瓶、罐类，常在肩或腹部饰两周弦纹，这种弦纹也是辽代瓶罐类器物上最为常见的纹饰之一。其他如折枝或缠枝牡丹、芍药、莲纹、菊纹水波、云、鱼、蜂、蝶等辽瓷上最流行的纹饰，在金、元时期的瓷器上也极常见。篦纹是辽瓷特别是辽代陶器上最具契丹民族特色的花纹装饰，但这种花纹装饰也常出现在金代山东淄博窑的产品上。所有这些，不能不说与辽代陶瓷文化的影响有关。

在烧造工艺方面，金、元瓷器也留有辽瓷的遗风。如赤峰大营子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的白瓷碗，不仅造型、釉色与辽碗相似，而且其烧造工艺更与辽碗相同。四种型式的碗中全部采用渣垫支垫叠烧，而且除Ⅰ式碗外，其余三种型式的碗全部用3～4个渣垫，与辽白瓷碗的渣垫数量相同，金、元瓷器与辽瓷的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前面述及的金、元墓葬和塔基出土的鸡腿坛，它们或肩部刮釉一圈，或肩部根本不施釉，如内蒙古察右前旗土城子13号墓（张郁《察右前旗土城子古墓清理纪要》，《文物》1961年9期）、山西大同南郊金墓、山西襄汾南董金墓（陶富海《山西襄汾县南董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8期）、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7期）等地出土的鸡腿坛，其烧造工艺与辽宁义县清河门辽肖慎微祖墓群4号辽墓出土的黑釉弦纹瓶相同。此外，金、元直至明清时期的一些民间粗瓷圆器，也常用此法烧制，故常在此类器皿的内底留有刮釉后留下的涩圈，可见辽代砂圈叠烧工艺的影响之深远。

窑址调查的结果表明，在辽金时期的辽阳（音钢）官屯窑和金代的安徽肖窑都不见有匣钵出土，却都出土了大量的“砂缸腿”（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第七章第九节《金的陶瓷》，文物出版社；1982年；赵光林、张宁《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考古》1979年5期），由此可知，这两个窑都不是用匣钵入窑烧瓷，而是采用耐火砖和窑柱障火的方法入窑烧瓷的。肖窑采用官屯窑用耐火砖和窑柱障火的烧瓷方法说明它们的烧瓷工艺是一脉相承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辽代许多制瓷窑场并没有因为辽国的灭亡而停止烧瓷，金元时期仍利用这些辽代的旧窑场继续烧瓷，如赤峰缸瓦窑始烧于辽代，金、元时期仍继续烧瓷；辽阳官屯窑始烧于辽代中晚期，兴盛于金代；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辽代早期开始烧瓷，金代以后才停烧。其他如北京密云小水峪窑、房山磁家务窑、山西浑源界庄窑、大同青瓷窑等辽代瓷窑也基本都是到元代才停止烧瓷。

综上所述，辽代制瓷业的产生，不仅填补了我国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制瓷业的空白，而且给予了金元时期及其以后北方陶瓷文化以深刻的影响。辽代陶瓷的器型和品种的创新，烧造工艺的改进，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硼釉的发明和使用，不仅是对中华陶瓷文化的一大贡献，而且也是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辽代陶瓷文化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给予高度评价。（注：文中插图由本刊提供）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