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捍卫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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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二十七岁的何炳棣，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考取第六届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并以78.5的分数高中状元。在这张列出22个名字的手写榜单上，还有一个名震天下的名字——杨振宁。打从一起赴美留学便是好友的两人，后来还分别担任留美清华同学会的正、副会长。在1996年为吴大猷先生贺寿所举办的《人文与科学的对话》讲座时，杨振宁同忆道：“你（公费考试）当时比我还多三分”，何炳棣则笑说：“你记错了，我不是比你多三分，是多七分！”

对于何炳棣，学界评价好坏各半，但是几位大师都对他赞誉有佳。胡适说他在海外只留宿过两位客人，一位是陈省身，一位就是何炳棣。费振清说：“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徐复观也说：“（何炳棣）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已居于第一人第二人的地位。”蒋廷黻（清华历史系主任）则说：“我们清华学生里真能成为世界级历史家的恐怕只有何炳棣。”不论东西方，但凡提及美国的中国学，兼具开创性与学术深度的何炳棣都是首屈一指的先驱。白许“只做第一等题目”的何炳棣，以明清社会经济史闻名，后来更前溯上古史，但是，其实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是一位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的博士生。

学术分水岭

存哥大念了六个学期（含暑假）的何炳棣，听从资深学长梅可锵的建议，师从伯莱伯诺（John Barrier Brebner.1895～1957），钻入英国农业史的研究中。两年半的学生生活，带给他开阔的眼界和宏伟的国际观。世界最大移民港的纽约，融合了各色人种与各国文化，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深深影响了他的胸襟和眼界。回忆起在纽约的生活，何炳棣说：“纽约对我最深最大的影响是帮助培养我行成一种特殊的求知欲——不是对任何事物都想知道，而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力求知道其中最高的标准。”学校的英国历史课程，则让他对于史料的掌握和解读，得以更进一步。

1948至1950年，是何炳棣一生最跌宕起伏的时期。他一边撰写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未出版），一边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位于加拿大温哥华）担任讲师。在这段时间，他迎来次子的出生，却又被家中经济所困，所幸受到梅贻琦（时任清华校长）和安朱（JeffryAndrew，UBC校长助理）的帮助，又加上他自己坚实深广的学术能力，这才突破困境。

1952年，何炳棣学术生涯的分水岭正式划下界线，在费正清的提拔和杨联升的建议下，他先后发表了几篇绝佳论文，为研究方向和自我信心打下良好基础。在厄事不断的1952年春夏之交，何炳棣用了四周半的时间，完成《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一文，发表于1954年6月的《哈佛亚洲学报》。这篇文章广采方志等资料，详加考证，融合西方史学、社会学的观点，撰写而成，使得何氏一鸣惊人。1956年12月刊载的《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更是他跨领域的试水之作。不仅仅因为该文是《经济史学报》的第一篇华裔学人著作，也不是因为它是该刊创刊以来第一篇“非西方”的经济史论文，而是因为何炳棣对自己学术能力获得国际认可的肯定与骄傲。

美国的中国学高峰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是美国的中国学发展最为蓬勃的黄金时段。在政治因素（冷战）的影响下，美国通过“国防教育法”，增加了中文等十种语言的奖助金额，民间方面，由于经济情势大好，许多私人基金会为了回馈社会，与大学合作，补助学者进行研究，奖助出版各类学术书籍。当时中国学领域的学者估计有四百多人，设立中国学研究所的大学也增加了一倍。20世纪50年代的人才培养，为60、70年代的需求奠立基础，哈佛、哥伦比亚、斯坦福等名校，皆培养出许多优秀卓越的学者。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费正清所带领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其他如着重当代中国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便设立了当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管理东亚研究所的事宜，组织许多项目，又或如着重社会科学的加州伯克利分校、偏重中国经济的密歇根大学、着重语言及文学的普林斯顿、耶鲁与芝加哥大学等。

存这样“中国热”的浪潮下，脱欧入亚的何炳棣躬逢其盛。与费正清、杨联升本就交好的他，于195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其《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即《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又称《明清人口论》）一书。这本书被国际汉学界和中国史学界公认为人口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成为清中期以降人口的研究依据，并开展出农业发展史、人口史方面的相关研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更说：“（此书）迄今无人超越。我与同人研究中国人口史粗有成绩，在理论和方法上多以此书为基础。”1963年，他接受美国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之请，前往芝加哥大学出任中国历史及制度教授，来年撰写出名作之一的《中国会馆史论》。1965年，何炳棣的学术生涯往上攀升，芝加哥大学为他开设讲座时，他建议以Thompson（汤逊）命名，藉此纪念自己最尊敬的老师——雷海宗（因为James Westfall Thompson是雷海宗求学芝大时最重要的老师）。

学术巅峰

在芝大的二十四年时光中，何炳棣自觉这段时光改变了他之后的学术走向，这与他的交友有关。与他交谊颇深的人口学家Philip Hauser，每每在介绍他时，总会加上一句：“He is one ofOUF major finds（他是我们主要发现之一。）”在芝大时，何氏时常与社会科学、经济学的学者们讨论交流，交往频繁的人如当代政治理论家David Easton伉俪、Saul Bellow（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席奥都·舒尔兹（TheodoreWilliam Schultz，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等人，都对他的学术和工作有不小的影响。

谨记杨联升对他所说“研究方而积极向博大精深的大路走”的建议，也一直把林海翘（世界级应用数学大师）所说的：“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何炳棣的经典作品皆是划时代的宏伟巨著，一部是中文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部是英文的《东方的摇篮》（虽然后者几经波澜，延迟五年才出版，并引起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等人诸般的不同意见，但其学术影响仍是不可忽略）。透过深厚坚稳的治学方法，中西融贯的视野胸襟，何炳棣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誉。终于在1975年（至1977年），他出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成为该会迄今唯一的华裔会长。

何炳棣所著的《明清人口论》及《明清社会流动史论》两书，是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就连一向对学术著作高要求的余英时，亦称赞何炳棣“才大如海”。然而“学者的确都是具有创造力的亲生手足，但却缺乏共通的语言。”追求最高标准的何炳棣，眼里容不下沙子，因此常对其他学者直斥其非，并以骄傲、自信为学界周知，造成不少人对他颇有微言。但他渊博精厚的专业性和广瀚宏观的见识，正是何炳棣能够站在美国中国学界顶层的实力。

人文&科技

出生在传统家庭里，何炳棣与中国的关系，可说比许多外国汉学家都还要亲近，除了籍贯栏里的“浙江金华”四字，还因为他打从心底爱国。关心时事、心怀国家的他，会对记者评论国际关系，也会在演讲中语重心长的批评。针对现今科技产业当道，造科衰落的趋势，高龄95岁的何炳棣曾经说过“忽略人文，中国势将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样的重话。

人文精神在科技时代中的存在价值又是什么？21世纪该如何整理人文与科技的关系？对此，何炳棣认为：“现代化的真正障碍并不是科学和经济，而是传统的宗法基因。”他近年着力于理解中国文化里的“宗法基因”，与思想研究的学者不同，何炳棣认为：“衡量哲学观念和理想与当世及后代政治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差距”正是此类研究需要着力的地方。

科技使社会进步，人文使生命进步，两者便是承载历史的车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如美国科学家EdwardO·wilson在其成名作《知识大融通》一书中所言：“我们如果放弃遗传天性，接受机器辅助下的理性，并且以进步为名，让伦理、艺术和生命意义屈服于散漫不经的习惯之下，幻想自己如神一般尊贵，而不受古老传承的束缚，那我们将变得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