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出路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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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打被机器工厂推进了现代以来，苦闷的青年和青年的苦闷，便成为一种味道复杂的痕迹，在历史的画卷中弥散。这种苦闷固然令人不快，却又绝对不能无视，因为它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扁桃体”，是社会病症在人群心理上最直接的反映。

考察历史中的青年的苦闷，就会发现，它是独属于现代社会的现象。这里的现代社会，指的是那些有了“现代性”的社会，即以理性作为主导性准则，改造了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历史上，任何一个传统社会，无论是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还是中华文明，甚至欧洲各国，都是在受到现代性的挑战时，都是在有了大工厂制造业、科层制的国家管理，以及自由化的道德生活后，苦闷才成为青年群体的一种集体症候。在这样的转折期，传统的价值观、信仰和人际关系模式，都在崩解，而新的体系尚在艰难萌芽，心灵最为敏感的青年人群，最容易对这种青黄不接产生感应。

各时代的青年们，一面忧心于国事家事天下事，一面困扰于人间的种种不如意，在迷雾中，为自己的人生寻出路。青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精神方面又寻不到解脱之道，苦闷也就随之而来。

在中国，“五四”以来，青年的苦闷就像天文大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一场。到这世纪的头十年的时候，又不能不听到许多青年无声的低叹。这盆闷火在青年的心头延烧，是难以用鸡汤去浇熄的。

眼下，中国青年人的苦闷还是有现实根源的，并非无病。

援引“青年志”团队的一份报告：中小城市年轻人认为自己的现在和未来都是极其受限制的，而且面对成人的世界，青春是弱势的。

这结论不新鲜，除了那混乱的十年，青春什么时候在面对“成人的世界”时不是弱势的？我们无需指摘“成人的世界”这种说法，因为它分明暗含了权势的意味。让人想起卡夫卡笔下的城堡。

朱光潜曾在民国时写下过这样的话：究竟中国有没有出路呢？世界有没有出路呢？原来想在一种政治理想上寄托情感与希望，而事实到处予以强烈的否认，于是情感与希望仍然是落空虚悬。现代国家离不开工业，我们工业人才不如人，所以落后;民主国家要有够水准的公民，我们的教育不如人，所以产生一些腐败无能的官吏和视国事不关痛痒的人民。

“五四”之后，无论如何，还要救亡，有旧文化要去破，新文化等着立。今天呢，似乎已经万事大吉了，没有什么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需要青年去参与了，只剩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一种选择了。但是，这就是青春的唯一归宿吗？总是有人不甘心接受这所谓“最好的安排”的，总是有人要去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更多的可能的。这份“不甘心”不正是青年一词的含义吗？

除了面包，青年们还需要一份精神上的依归。有的时候，这份依归对于青年的意义，甚至比面包更重要。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如今最缺乏解决方案的。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年轻人竟会被传销组织吸收。有许多调查研究显示，利益诱惑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传销组织给人的归属感，让年轻人欲罢不能，最终心甘情愿为之卖命。这真是一种可悲的现象，一种奇怪的悖论。

胡适曾经在回答北大学生来信时讲道：“今日无数青年都感觉大同小异的苦痛与烦闷，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件绝不容讳饰的事实，我们必须帮助青年人解答他们渴望解答的问题。”

那么，他给苦闷的青年开出了什么药方呢？他引了两个人的话，一句是易卜生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一句是美国人巴鲁克的：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这两句话，讲给今天的青年们听仍然是有益的――前提是他们有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