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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命题“拉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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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经济稳定性差的根源在于外债过度,而非利用外国直接投资

“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叫‘拉美化’。”记者听到江时学研究员的这个回答,非常吃惊,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

“拉美化”,这样一个流行一时的词汇,竟连最专业的学者也弄不懂它的确切含义。这个简单的概念身上究竟附着什么,让它既脍炙人口,又难解真意?

臆想出来的提法

“拉美化”几乎是个万能形容词。江时学说,它可以形容一个组织,比如“中国公司在走向‘拉美化’,逐步沦为跨国企业的代工厂和附庸,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可以形容一种产品,比如“中国大豆‘拉美化’悄然露头”;还可以形容一种场景:“中超赛场拉美化,‘暴力事件’令球员狂呼救命”。

最正经的使用“拉美化”的场合是在各种论坛上,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讨论中国利用外资的时候。“拉美化”概念的第一个含义不妨认为是指外资控制东道国的国民经济。

但江时学经过长时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毫无疑问,从19世纪到20世纪,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就是外资。”

江时学说,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拉美化”,首先要弄明白两点,一是拉美是否真的一团糟;一是打击拉美经济的究竟是什么?

拉美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债务危机,经历了痛苦的“失去的十年”;但从90年代开始,经济开始好转,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为2.4%。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拉美经济受到打击主要因为高外债,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外债还本付息额都超过了GDP的5%。

拉美经济稳定性差的根源在于外债过度,而非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拉美国家当时形成高额外债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外国直接投资。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再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为什么要制造“拉美化”概念

社科院拉美所经济室主任吴国平认为,尽管中国国内对于“拉美化”这个概念,有种种不同的思路、不同角度的理解,但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拉美国家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命脉被外资控制、剩余价值被外资掠夺,导致国内贫困。

沿着这个思路,就可以控诉全球化不公正,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发展中国家不适用。

吴国平告诉《望东方周刊》,专业研究者并不认同拉美出现种种问题全部归因于外国公司的掠夺。

实际上,拉美国家的问题是它们长期发展进程中累积的、原因极为复杂的过程,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又有不同。

一段时间里“拉美化”成为热词,与媒体片面强调某个原因有关,后来人们经过进一步的认识,了解到拉美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热潮就渐渐退去了。

吴国平说,在专业人士看来,“拉美化”现象能否成立,还很难说。因为事实上,拉美国家的经济一直在发展。拉美主要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完成了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飞跃,到了90年代,又有新的有发展。

说到外资冲击,吴国平说,实际上在1982年之前,拉美国家都是采取限制跨国公司、保护本国工业的做法,不直接利用外资,而是借了不少外债,形成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这些做法实际上刚好跟现在中国的做法相反。

如果“拉美化”指的是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短暂困难,中国根本不可能遇到那样的危机。

1982年之后,拉美国家大力引进外资,外资介入拉美经济的程度很高。1990年,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占拉美500家大公司销售额的25%;至1999年,这一比重上升到43%。1990―1994年,跨国公司的出口额占拉美200家大公司的25%。目前,这一比重已上升到42%。

上述比重是否意味着跨国公司控制了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命脉,到底会对拉美国家的和人民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从拉美借鉴什么

吴国平说,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短暂困难,问题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的不协调发展。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存在着片面追求增长、忽视发展的问题。这样,经济的可持续性没有保证,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等社会学指标也没有跟上,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

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研究报告显示,在拉美地区,占总人121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为世界之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H5%的富人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5%,而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及拉美一半的若干个非洲国家才能看到。

吴国平认为,现在中国的许多问题与拉美发展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有相似之处,现在提“拉美化”,如果不故意偏移方向,全面理解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更透彻地认识和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甚至预防问题的出现,还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可以从拉美国家的挫折中吸取很多教训:首先是在保证经济增长同时,注意社会的协调发展。不应当忽视贫富差距、忽视收入分配。因为这个问题积累起来,将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要重视“边缘化”的问题,比如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