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之诗思与理趣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濂溪之诗思与理趣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宗师，字茂叔，号濂溪，学者们称之为濂溪先生。宋儒的“心性义理”之学，由周敦颐首先阐发，从而打破了理学家所谓孔孟以后道统中绝的状态。他提炼了《周易》阴阳变化的思想，建立了儒家宇宙发展观纲要，对道学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对后来道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周敦颐“雅好佳山水，复喜吟咏”，所存诗歌虽然不多，仅28首，但这些诗既体现出哲学家的理性，又表现出诗歌的形象性，诗思与理趣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显示出理学家诗歌的一般风貌。

理学家最重视的就是所谓的“道统”，也就是思想上的一脉相承关系。周敦颐作为宋学的奠基者，他对文艺对诗歌的态度和实践，显然在后学家中会产生深刻的影响；《通书文辞第二十八》中称“文，所以载道也。轮轩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周敦颐认为文与道之辨的关键，在于要以道为主要内容的学问，即道学。文辞是道的工具和手段，是服务于道的。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以载道的道，就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 (《通书道第六》)。周敦颐毕竟承认“文辞，艺也”，承认以文辞见长的人是艺者；―尽管比之于既务文章又务道德的学者来说，是等而下之的，但还是承认了文道相依的事实。从理论上来看，周敦颐不过是继承了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衣钵，因而在实践中，“复喜吟咏”就不可能是单纯的一味吟脉性情，抒写个人的自得之乐，肯定要将“道”的内容贯人诗中，要将“理”的色彩融人诗中。在周敦颐的生平中，儒家的功业意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长期的地方官吏生涯，尽管职位不高，却始终兢兢业业。他“为治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负责刑狱时期，“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这些都使他在作诗时既不能像邵雍那样“在畎亩则以畎亩言”，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国计民生当作情累，也不像程颐那样认为“作文害道”，认为诗歌是“闲言语”。

周敦颐说过，“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认为士人应当把成为贤圣作为自己的理想；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代表致君泽民的社会理想，颜渊代表自我修养的道德要求，致力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是“外王”，追求个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气节是“内圣”。因此，“明体达用”就成为其诗思的基础，“内圣外王”成为其诗歌的内涵。如《题浩然阁》：“刘侯戴武弁，政则心吾儒。士茂先兴学，子贤勤读书。猷为莫不善，才力盖有余。西北方求帅，浩然宁久居。”一种强化内心修养、志在报国的精神跃然而出。《经古寺》：“琳宫金刹接林峦，一径通幽竹径寒。是处尘埃皆可息，时清终未忍辞官。”山林古寺的幽僻；翠竹冈峦的清冷，原本是使人忘怀尘事忧扰的胜地，但天道与人道的交通，由天而联想到人世的清明、安宁，世间清明则有利于实现在治世的个人理想，虽有胜地美景但不忍辞官而独善其身，情与理接，境与理通。又如《任所寄乡关故旧》中称：“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也一般。”这是周敦颐答复家乡故人的一首诗，既表明了自己耿介的品性，也说明了自己为官的态度，仕宦不能改变儒酸的本性，从而也断绝了故人们试图打通关节的念头。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寻孔颜乐处”。《论语》中孔子曾称赞颜回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周敦颐心目中，颜回之乐决不是贫贱本身所引起的，而是颜回达到了一种超越富贵的人生境界，这种乐是他的精神境界带给他的。对君子而言，人生中有比富贵更宝贵更可爱的东西，只有不懈地追求这种精神境界，才可以实现内心的充实、平静和快乐。周敦颐长年屈居下僚，不见显达，却并无怨言。公事之余，寻幽探胜，借景抒怀，自得其乐，自我感喟道：“公程无暇日，暂得宿清幽” (《宿崇圣》)。全部《濂溪集》中，大多是记游、写景、状物之作，如《书窗夜雨》、《石塘桥晚钓》、《天池》、《游大林寺》、《同友人游罗岩》等。这种选材方式，一方面与周敦颐的精神追求密切相关，心无所求，故可以在公余的游山玩水过程中得到心灵上的满足。另一方面选择山水记游题材，叙述方式与山水玄言诗歌便有了类似之处。山水诗盛行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山水诗继玄言诗而起，玄言诗以玄理为契机，由“以形体道”转向“绘景澄怀”，道释合流，庄禅合一。佛家认为“一切万法皆依佛性力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将佛法与自然联系起来。而道家始祖老子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则认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将自然与天真融为一体，使天地社会之道与人的精神情感贯通起来。周敦颐的理学理想则是从本体论方面构建儒家的心性之学，将天道与人道打成一片。因而，在与自然山水的接触感发过程中，各种人事思考会纷至沓来。如《同友人游罗岩》：“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探曲寻幽之时，处于山岩耸立、云横青天、松阴匝地的大自然中，却不忘与人间的名利心作对比，自然之境与人间之事在作者心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如在《题濂溪书堂》一诗中，“田间清水”、“白石沉沉”、“岸木森森”、“窗前畴圃”、“圃外桑麻”等外在的自然环境，引发作者“吟复默”“鸣幽琴”，表达了“风月盈冲襟”的内心感受，而“山心无尘土”之“山心”实则指作者的内心，自然山水触动了“主静”“立诚”的哲学心灵。周敦颐还有一些写景记游诗，意象优美，风格淡雅，以人与自然的统一协调为诗旨。《题春晚》：“花落柴门掩夕辉，昏鸦数点傍林飞。吟余小立阑干外，遥见樵渔一路归。”优美的意象和清远的风致，晚春的环境氛围和诗人自在适意的精神状态融为一体。

理学家普遍对文艺持反对态度，把抒情写景的诗歌看作是丧志的东西。程颐说过：“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 (《二程遗书》卷十八)。有《伊川击壤集》传世的邵雍也以“明心见性”代替了诗歌的抒情言志，要扫除一切的情感蔽障，“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历来论诗者多对以诗说理表示不满，锤嵘称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刘克庄也称理学诗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严羽则更明确地表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周敦颐的文学思想与其后的理学家基本一致，尽管不免说理处多了一些，诗的形象性稍有不足，但其好吟咏好山水的个性，热中功业的进取精神在诗歌都有自然的表露，少了一些“理障”，而多了一些理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