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辅政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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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任金玲（1987.1-），女，汉族，河北沧州市人，在读研究生，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专门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摘 要：多尔衮与济尔哈朗都是清朝的开国名将，都有对顺治帝的辅政之职，但是，其地位为什么产生了主次之分？该文主要从二者的性格、军事才能、执政理念等方面，对其原因进行探究。

关键词：多尔衮；济尔哈朗；性格；军事才能；执政理念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死，年甫六岁的九子福临即位，由多尔衮及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其二者在清朝建国过程中的地位显赫，笔者多见有关多尔衮的专文论及，却少见二者的共同论述，今试作二者在辅政问题上的探究，就若干问题略抒己见。

一、性格之异

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受生存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生存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性格。多尔衮与济尔哈朗的生存境遇在表面看来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差别彰显在关键之处。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满洲氏，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母为努尔哈赤大妃阿巴亥。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的宠爱，以至于当阿巴亥的母国――乌拉，被努尔哈赤率大军攻灭之后，努尔哈赤对他们母子仍是宠爱有佳。但是，好景不长，天命十一年八月，“丙午。上大渐。欲还京。乘舟。顺太子河而下。使人召大妃来迎。入浑河、大妃至……庚戌。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年六十有八。以至臣万民。哀恸呼号。如丧考妣。远近不绝……昏刻。入宫中。诸贝勒大臣及侍孝慈皇后崩后。立乌喇国贝勒满太女为大妃。辛亥。辰刻。大妃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遂同时而殓。”就这样，在努尔哈赤去世之后，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在短短的时间内，十几岁的多尔衮同时失去了疼爱自己的双亲，这对多尔衮来说无疑是一个重重的打击。

然而，与多尔衮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清朝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济尔哈朗。

济尔哈朗生于公元1599年，卒于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他出生于明建州左卫的费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十三岁因父舒尔哈齐病故，便由伯父努尔哈赤收养，“舒尔哈奇，显祖宣皇帝第三子，太祖高皇帝同母弟，……辛亥薨。……济尔哈朗幼育于太祖宫中，号和硕贝勒。” [1]（p19）自此跟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南征北战。

恩格斯说：人的“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僧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样面对早年失去亲人的打击之后，所形成的性格却是完全不同的。多尔衮虽然同时失去了双亲，但是，他毕竟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了十几年，而且与皇太极是亲兄弟，皇太极非常重视他，“又谕睿亲王曰。朕之加爱于尔。过于诸子弟。良马鲜衣美馔。赉予独厚。”这便为他的高傲、跋扈的性格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他（多尔衮）时感“几务日繁，疲于应裁”，因而“烦燥愤慈，容易动怒”，以及“上上下下都怕他，据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

而济尔哈朗虽然也在努尔哈赤的宫中生活，与皇太极的关系也融洽，但是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总是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于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谨慎、任劳任怨，他极力地想摆脱其父兄的影响，表明自己衷心于皇太极，天聪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戊戌，阿敏之弟贝勒济尔哈朗率其弟篇古及兄之子艾度礼、顾尔玛洪盟誓于天曰：我父兄所行有过，自罹罪戾。若我等以有罪之父兄为是，而或生异心，天必谴之，夺其纪算，使之夭折。若有人谮毁我等，愿上与诸贝勒，审察而详处之。” [2]（P105）这就造就了其容忍、退让的性格。

然而，正是济尔哈朗的这种性格，使其在辅政期间多次受到多尔衮的排挤，如，多尔衮在限制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后，进一步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济尔哈朗就是在这种境遇下，于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十日，己亥时，在“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曰。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多尔衮）。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 [3]（P45）自己甘愿由首位退居第二位，同时也给了多尔衮无限的荣耀。

二、军事才能之差

多尔衮与济尔哈朗都是清朝的建国功臣，军事家，但是二者的军事才能也是有着差别的。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辅政之前，都是南征北战、具有赫赫军功的重要人物，但是，辅政之后，为什么多尔衮统帅大军、统一全国，而济尔哈朗却留守辅理国政呢？在清朝十分注重军功的社会氛围下，军事才能强者自然是处于主动地位的。

多尔衮崭露头角是在天聪二年（1628）。这年二月，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多罗特部，敖木轮大捷，多尔衮有功，在回军沈阳途中，皇太极宴诸贝勒大臣，说：“初次令两幼弟随征远国，克著勤劳，冠期奏凯，宜锡美号，以示褒嘉”。于是赐多尔衰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王。从此，多尔衮逐渐跃居于后金军主要统帅之列。多尔衮连年出征，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在频繁的战斗中，多尔衮练就了敏锐的眼光，其谋略思想与皇太极一致。多尔衮力主以“征明”为先，他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目标出发，向皇太极献策说：

“宜乘春时整练士卒，待我（后金）耕种既毕，彼（明）谷将熟，入边直逼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屯堡，因粮于敌，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毙也。” [4]

此外，对察哈尔和朝鲜，多尔衮则是全力贯彻皇太极示威怀柔兼施使之转向为我的方针。因此，皇太极说多尔衮“举动皆与朕合”。他们由于谋略思想的一致，因而多尔衮贯彻皇太极的意图十分得力，凡有重大行动多以他为主帅，在清王朝开国过程中，他“助成”皇太极的“大业”，建立了功勋。

然而，济尔哈朗尽管也一直跟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出征察哈尔、朝鲜以及明朝，但在作战策略上仍有一些偏颇，在取得大量的战功同时也有战争失误。如崇德七年七月十七日，“乙酉。部议诸王贝勒大臣围明锦州徇隐之罪。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当锦州城内明兵出犯镶黄旗壕堑时。不察明我军某处曾否迎战。罪一。明知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豫郡王多铎袒护所属三旗护军。妄称未曾投壕避敌。曲从代隐。罪二。又不质问逃来之人。罪三。又不质问锦州官员。罪四。济尔哈朗应罚银六千两。”济尔哈朗的军事策略多适合于“守”而不适合于“攻”。又有“崇德元年十二月。辛未朔。是日，上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盛京。……备边防敌。”崇德六年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攻打锦州之时，“十一日。额色黑自多尔衮、豪格军中还。又奏言。敌兵实众。乞遣和硕郑亲王率兵一半前往。协力拒敌。上闻奏。……命和硕郑亲王留守。上即欲于十一日亲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更注重济尔哈朗的防范策略。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来探究，济尔哈朗的军事才能确实在多尔衮之下，因此，才使得辅政之后，多尔衮的一系列的集权谋略得以实现。

辅政之后，多尔衮以摄政王之尊掌握大权，“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专掌之”。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便集大权于一身。其“代天摄政，赏罚拟于朝廷”，爵位也愈来愈尊崇，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他高下在心，排除异己，“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深为多尔衮所嫉视的豪格虽镇压张献忠有功，也终于被罗致罪状，置之死地；济尔哈朗虽同居辅政，只因曾主张立豪格为君，也以“擅谋大事”等罪名，罢其辅政。顺治四年七月初六日，“乙巳，摄政王谕内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曰：前令辅政德豫亲王、和硕郑亲王共听政务，今和硕郑亲王已经停罢。止令辅政德豫亲王与闻。凡各部院事务有应亲理者有应辅政德豫亲王者。” [5]（P270）反之，其同母弟豫王多铎曾力主立多尔衰，则待之甚厚，顺治四年，晋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济尔哈朗。多尔衮勉励他说：“妆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以多铎先多尔衮而死未果。他又将应贮大内的“信符”贮于自己府中，因此，顺治帝后来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夫有向朕详陈者”。至此，多尔衮已经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三、执政理念之别

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不仅仅是只懂军事的武将，更是杰出的政治家，在辅政期间，其治理国政的能力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的。当然，二者之间同样存在着差别。

多尔衮摄政过程中所推行的具有成效的政策便是笼络、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是遵循明制与提倡封建道德。清入关后，不论在政权建置还是统治方法上，基本承袭明制。“定内外官制”，及“略仿明制而损益之，兼用满汉人”。盐法亦是“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收”。顺治三年颁行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组成官僚机构，也是“向沿明制，实行科举”，“承明制，用八股文”。这一切，给人以无易代之感。多尔衮为争取人心，还下令废除三晌加派，禁止宦官干预朝政等明朝弊政。

恩格斯曾指出：“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 [6]（P246）清朝入关后，为了适应关内高度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多尔衮还制定了“圈地”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实施，正是通过暴力掠夺进行的。清朝对土地的圈占，虽然只在入关之后的一定时期内，京畿部分地区推行。但实际上却是通过财产权利再分配，想把八旗成员都变成依靠剥削为生的统治阶级，以巩固其政权的主要基础。这些措施无疑是有利于巩固清朝的统治根基的，但是多尔衮更是眼前最大的受益人。

由以上措施我们可以看出，多尔衮的执政策略多是维护国家统一、巩固统治根基的，而济尔哈朗的政策主要是安定百姓团结的。天聪五年三月初一日，“（皇太极征求十贝勒、臣对政事的意见）贝勒济尔哈朗奏言：上即位以来，但闻国人安乐，群情休豫，未闻有怨苦者。比因谳狱滋怨，皆由二次审事诸臣之故，致劳睿虑。自今当选择贤良，任司刑宪。臣等亦当洗心省改，以图报效。至于养奸匿慝，实由诸贝勒为之。如人讦告诸贝勒，不将讦告之人断出，仍隶本旗，谁复敢于举发者。嗣后，凡所讦诸贝勒之事，如与外国通谋背叛、谋杀弟兄、民间妇女及窃取俘获财物牲畜者，即将讦告之人，断出别旗，则奸乱自息矣。” [7]（P116）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济尔哈朗自身的执政高度，并不是说，百姓安定团结不重要，而是在当时社会动荡的情况下，统一政权、稳固大局更能诱发人们的敬畏之感。所以，在辅政期间，多尔衮能够成功地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位，降其为“多罗郡王”，而自己一跃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父摄政王”。

总之，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在辅政期间都为大清的开国及稳固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其二者在性格、军事能力以及执政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济尔哈朗要屈尊于多尔衮之后。（作者单位：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 （清）钱仪吉等.清代碑传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 清太宗实录：卷七[M].中华书局，1985.

[3] 清世祖实录：卷三[M].中华书局，1985.

[4] （清）钱仪吉.碑传集：卷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三[M].中华书局，1985.

[6]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人民出版社，1995.

[7] 清太宗实录：卷八[M].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