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冲突 血脉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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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批华人抵达美洲大陆开始，他们就把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也带到了这个崭新的国度。华裔们从来没有停止用自己的笔端来表达对这个国度的思考，特别是华裔女性作家，她们的文学创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同。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最早且最有代表性的第一代女作家是黄玉雪，她的《华女阿五》(1945年)在美国最先得到承认，她本人也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东南亚做巡回演讲。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汤婷婷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她的《女勇士》(1976年)和《中国佬》(1980年)都获得过国家图书评论界奖，后者还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提名。而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现在，谭恩美无疑是其中最闪亮的新星，她的《喜福会》(1989年)获得国家图书评论界奖、1991年最佳小说奖等，而她的第二本小说《灶神之妻》(1991年)一经问世，就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这些华裔女作家大多从家庭事件中寻找素材，最后提升到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谭恩美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间从隔阂到融合。她在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中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中国母亲和在美国有着文化困惑的美国女儿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描写得淋漓尽致。
《灶神之妻》以女儿珍珠作为主要的叙事主角，她向母亲隐瞒了自己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情，而母亲也向女儿隐瞒了她在中国和第一个丈夫文福的不幸婚姻经历，以及第二任丈夫美国人吉米・路易帮助她摆脱在中国的痛苦折磨来到美国的经历。母亲仍然是中国式的，而女儿却是完全的美国化，两人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有着很深的隔阂。这种文化的纠纷和冲突主题，不单单是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它几乎是一个母题，在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中反复吟唱，同时在海外游子心中萦绕。
中华伦理和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儒家文化中，强调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要求中国女性“未嫁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灶神之妻》中的母亲江雯丽在书中却没有尊崇“三从四德”。江雯丽出生在20世纪初上海的一个富商之家，由于母亲是二姨太，并且和情人私奔，她被父亲一怒之下扔到崇明的叔叔家，从小就没有“未嫁从父”。长大嫁人后，她的丈夫是个心胸狭窄、自私小气的施暴者，虽然是个飞行员，但是没有文化，对她百般。他在外吃喝嫖赌，在家不顾亲生女儿的死活。江雯丽忍无可忍，决意离婚，他们来到上海时，她曾幻想依靠父亲的权势来摆脱与文福的婚姻。可当了汉奸、破了产的老父反而需要在当过兵的女婿的支撑。她只好再次忍气吞声，直到父亲死后，才得到一个爱她的美国人吉米・路易的帮助，到了美国。母亲在中国的婚姻中，也没有“嫁后从夫”。来到美国，丈夫死后，她也没有依靠任何一个子女，自己开花店，自给自足。母亲夫死后也没有“从子”。
母亲江雯丽虽然不是一个自觉地反抗封建伦理纲常的女子，但是她所作的一切符合美国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观。“天赋人权”也是母亲最终享受到的。中国的封建伦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这样的故事情节让强调“自助者天助”的美国读者拥有了强烈的阅读期待。
在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母亲最终选择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时，作者又安排了美国人吉米・路易给予母亲无私的爱和帮助。吉米是西方的男性，他体魄魁梧而且彬彬有礼，崇尚自由、平等、民主。而母亲是东方的女性，美丽聪慧却被暴虐的东方丈夫统治，缺乏爱情和安全感。母亲通过吉米的爱情和移民帮助逃离父权统治的行径，最终被东方主义理解为西方解放了东方。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总是代表落后原始、神秘、奇特多为女性的象征，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多为男性的象征。在20世纪初，西方的文明终于将东方文明发现并解救出来。谭恩美的《灶神之妻》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这也正契合了西方人眼中所希望看到的东方。
母女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观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现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并以此反映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差异。”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作者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中，母女之间关系怎样由隔阂走向融合和理解。而在第二部同样畅销的小说中，她依然通过第一代移民的中国母亲和本土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不同文化带给人们的快乐和忧伤。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作为血缘关系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既代表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又意味着子女对其依赖关系。“血缘关系”伴随着“孝道”的产生，所谓“百善孝为先”。但是在女儿珍珠14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的时刻，她做了让母亲很难原谅的事情。女儿拒绝悼念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为了这件事情，女儿和母亲关系一直很紧张。正如文中所说：“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
结婚后，女儿看望母亲也只是像例行公事而已，珍珠在从母亲的家回到自己家的路途中，“望着窗外急驰而过的风景：水库，起伏不平的小山坡，还有我路过上百次的同样的房子，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我母亲之间，把我们分开了。”这中间的距离就是文化的差异和隔阂。虽然女儿珍珠有着中国人的脸，但是她自小长在美国，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是美国式的，她主张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母亲对她的管教仍然是中国式的，需要严格地服从和遵守，一旦女儿反抗，母亲便觉得触犯了中国的“忠孝”观念，更不用说不看一眼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了，那在中国简直是大逆不道，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她不知道，女儿其实也是爱父亲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中国有一句古话：“血浓于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更迭中，宗族主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文化的冲突和隔阂中，血缘关系对于移居在他乡的华裔来说，也是最好的黏合剂。虽然中国只是存在于女儿珍珠几乎模糊的记忆中，但是毕竟自己中国人的外貌和族群认同心理是不能磨灭的；虽然美国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国”是更具有象征性的、具体无意识的“家园”。
无论文化如何的产生隔阂，总是有最无法割舍的血脉维系着母女的关系。母亲终于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她发现女儿将父亲的逝世日期记在一张卡片上，同时上面盖着黑纱。当时，母亲想到：“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即女儿)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母亲立刻理解了女儿当时因为愤怒和绝望而没有与垂死的父亲告别的心情。女儿没有从行动上安慰父亲，但是在心中却一直深深地缅怀着他。
女儿则通过母亲的叙述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和母亲一起追忆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母亲经历了怎样的沧桑生活和情感纠葛后才更了解母亲的。通过这次文化寻根和精神砥砺，女儿自觉寻找和确认自我在现实与精神上的归属。寻根这个主题，作者在前一本书《喜福会》上已经通过四对母女的故事阐释过，《灶神之妻》继续通过“母亲和女儿”这条生命链来追溯。谭恩美的文艺理论观跳出了“美国叙事”或“中国记忆”单一的思维模式，她站在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熔铸和反映出跨文化特征的华裔文学《灶神之妻》。
母亲的爱和关怀通过血脉源源不断地渗透到女儿的身上，女儿最终也沐浴于母爱或者说是中国特有的家庭血缘凝聚力中。女儿珍珠愿意用中草药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母亲也送给女儿一个含有寓意的女菩萨“莫愁”，她希望中国的菩萨“莫愁”保佑美国长大的女儿珍珠。这次文化寻根意义的谈话，终于让中国血脉的融合消弭了文化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