蠡测《吕氏春秋》之用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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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吕氏春秋》是成书于战国末期的一部集体性著作，其中不乏大漆种植、用漆计划、用漆制度、用漆科学等珍贵史料。笔者拟就《吕览》之用漆史料为切入对象，并结合出土的战国与秦代时期的漆器，阐释其用漆制度与思想，以期解析战国秦代漆器艺术繁荣背后的经济制度、科学技术与艺术文化等一般性社会发展动力，为古典设计文化的现代转译提供一种工艺史以外的诠释视角，也能明晰工艺史研究的社会性与发展性。

关键词：《吕氏春秋》；漆器；工艺美术；用漆；设计艺术；月令；咸理；诚信；配料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战国末期，各路群雄在政治上逐步走向统一，使诸子百家思想开始迅速走向大融合。《吕氏春秋》识时代之要务，综诸子，合百家，应运而生。它是战国末期秦相国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一部集体性著作，又称《吕览》。吕氏的学术雄心旨在指导秦国统治阶级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为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而服务。其知识范围涉及易学、阴阳、五行、干支、军事、政治、音律、星象、农业、气象、自然、地理、工艺、机械等诸多方面。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雄心，既是政治上实现秦代“大统”的时代呼唤，也是秦文化艺术上的结构性整合的必然需求。从艺术设计学角度看，《吕览》也是先秦工艺设计思想元典之一。实际上，它没有专章论述工艺设计，不过其只言片语闪烁着先秦造物设计思想之火花。如“工贵信”、“百工咸理”、“匠不巧则宫室不善”、“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与“物勒工名”、“时至而作，渴时而止”、“农攻粟，工攻器”、“节器用，用民以时”等思想，可以说它是先秦继《考工记》之后的能体现设计工艺的力作。笔者仅拟就《吕览》之用漆史料，并结合出土的战国与秦初的漆器，阐释其用漆制度与思想等漆工艺学视点，以期解析战国漆器艺术繁荣的一般性社会动力，为研究艺术史与社会性分离的学人廓清前进的迷障。

二、用漆与种植

《吕氏春秋·慎行》：“南至交址、孙朴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这是一段有关先秦南方有大漆种植的珍贵史料。大漆的种植，是髹漆的物质材料上的基本保证。虽然战国时期的中国南方或西南夷皆有漆器出土，但已经无法找到种植大漆的史料。那么，战国期间大漆种植与用漆如何？下面以安徽、陕西（陕南）、四川三地出土漆器为例说明之，这些地方虽然不是绝对地理意义上的南方，但漆出土的漆器与用漆以及南方大漆种植必然是关联的。

从西周始，大漆器艺就成为当时社会的新兴手工艺。《周礼·春官·巾车》载：“漆车藩蔽。”郑玄注：“藩，漆席以为之。”安徽屯溪土墩西周时期墓中就发现了漆器残迹。①说明安徽至少在西周已经开始用漆。2006年至2008年，蚌埠双墩村一号春秋墓发掘出土“贝饰完整10件，破碎的数十件。为海贝，主要出自器物坑西北部放置漆木器处”。②2007年5月，安徽凤阳卞庄一号春秋墓发掘有“棺木朽灰、朱红色漆皮和漆花纹的痕迹。”③1995年12月，安徽青阳龙岗春秋墓发掘漆器“有漆盒、漆枕、漆篦、漆弓、漆樽、漆竹木器等。”④1980年9月，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发掘漆“石磬5件”⑤，这些漆器的出土，说明春秋时期安徽大漆器艺已开始兴盛。据《史记·老庄列传》载，庄子曾为漆园吏。“漆园”，是战国以来安徽大漆种植有一定规模的见证。1991年5月，在六安城北楚墓（战国中期）发掘可辨器型有长方形俎3，豆4，木梳1，镇墓兽1，弓2等漆器；陶胎漆器有鼎4，钫2，壶2，豆4，小壶4等。⑥1981年4月，在安徽长丰战国晚期楚墓M10处发现“头厢及北边厢内放置漆木器”。⑦1991年11月，在安徽六安县城西窑厂2号楚墓发掘镇墓兽1，磬12件（乐器）、竹席1、剑1、戈柲7、伞1、甲片、残朱绘漆片等漆器。⑧这些战国漆器的出土，证明《吕览》记载种植大漆的真实性。《周礼·考工记》有多处用漆的记载，如“参分其牙围，而漆其二。椁其漆内而中诎之。”“筋欲敝之敝，漆欲测”，“丝三邸，漆三斞。”也能说明此时大漆大量种植与使用于车、弓等领域。

《诗经·车邻》：“阪有漆，隰有栗。”秦人崛起于秦地，《汉书·地理志》：“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秦人崛起于秦地，天水故称“秦州”。可以推测“阪”为秦地，今甘肃天水与陕西交界一带。也就是说，西周甘肃天水与陕西交界处也有大漆种植。陕西西周时期的漆器频频出土，就是物得见证。譬如“最早的漆匕是在陕西扶风周原出土”⑨，1983年，铜川王家河乡发掘“棺板灰上有朱红漆迹”⑩。1987年与1991年，在长安县张家坡西周早期墓葬出土“漆豆l件（M19：6）”，“西周漆器……在西安普渡村，濬县辛村，宝鸡斗鸡台，洛阳庞家沟等地的周代墓葬中，都发现有大量用蚌泡镶嵌工艺制作的漆器。”2004年，在韩城梁带村发掘多处两周之际墓葬，“在27号墓中，……发现的漆木建鼓为国内同类器物年代最早的建鼓实物。”可见，陕西西周时期，不但大面积种植大漆，而且漆器手工业水平已相当发达。《周礼·地官司徒·载师》：“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也见大漆的种植历史与规模。《周礼·考工记》：“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说明周代至战国已开始认识大漆，并有漆车、髹饰等手工业。

春秋战国时期，四川境内漆器开始步入兴盛阶段。《西京杂记》载，秦初营建上林苑时，就引种栽培蜀中漆树，说明蜀中大漆品种优良。《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蜀，就是指盆地一带成都地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在川内出现的战国墓葬中出土漆器重要地点有成都羊子山、荥经曾家沟、成都市商业街、宝兴县城西北等。如1953年，在成都羊子

1.漆盒（2号棺：28）2.漆案足（9号棺：14）

3.漆盘（2号棺：30）4.漆案面（2号棺：39）

图一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战国墓出土漆器山172号战国墓发掘有漆铜釦圆盒2，樽2。1981年10月至1982年3月，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发掘漆奁盒2件，其中M16：1铭刻有“成”；耳杯11，双耳长盒1，双耳长杯1件等。1999年春，宝兴县城西北约20余公里的陇东乡汉塔山发现战国石墓葬群，部分墓中有漆器残迹，皆黑底朱纹，但器形不明。2000年，成都市商业街（部分漆器如图一）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偏晚大型葬墓，出土漆器蓖1、葫芦芋1、鼓1、槌1、盒1、簋1、案1、案足1、案面1、几面1、几形器2、器座7、器足1、杂件27等。从这些出土的漆器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四川境内漆器工艺已相当成熟，有精美的错银花纹的釦器，如铜釦与银釦；其漆器使用已经进入生活的许多角落，如饮食器漆器杯，梳妆漆器盒，乐漆器具葫芦芋，生活用具槌等；已有“物勒工名”的生产制度。

从安徽、陕西、四川三地出土的漆器来中可以发现，战国时期中国南北大漆肯定广泛种植，髹漆艺术已经开始兴盛，与《吕览》中记载的史料是吻合的。

三、用漆与月令

月令，是我国先民农作与工艺的一项伟大创举；也是自然科学与气象科学相结合古代物候科学的伟大成果。物候月令法则，早在《礼记》中就曾出现。譬如《礼记》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则百工休。”郑玄注曰：“谓胶漆之作停”。可以说，《礼记》开创了“月令”式的生产与工艺的计划与管理模式。

《吕氏春秋·季秋纪》：“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学习吹。”实际上，也指出了制漆的休工与用工的时间法则。《吕氏春秋·季春纪》还曰：“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这段经典语句，其本意乃是天子“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在时间上的把握与规定，旨在说明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等造物工艺要“无悖于时”。从造物行为与时间上看，明示百工在春纪，都必须从事自己的当月当时性工作，都要听从监工每天的号令计划行事，也就是说要“无悖于时”，这是百工必须遵循的首要之理，故“百工咸理”也。这些“理”自是生产的“元经验”与气象的“元经验”的总结而形成的制度化物候学。

从用漆之要义看，可以将这里的“百工咸理”归纳为以下视点：首先，植漆要循天地之时，做到“无悖于时”；其次，用漆要有组织性与计划性，在春纪，天子要“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其三，用漆也需要宣传，尤其要发挥工师在设计组织中的作用，其职责为“监工日号”；其四，用漆计划要求中，不能“无或不良”，也就是说不能出现差错；其五，用漆要遵循功能原则，反对装饰，“工匠不作淫巧”，即“无或作为淫巧”。

我们可以就《吕氏春秋》之用漆物候月令之活动来分析其相关用漆制度与思想。

春纪，“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其中“脂胶丹漆”为“五库”之一，可见，在“春纪”中，明确规定“丹漆”生产与制造的计划与制度。

夏纪，“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忒，黑黄苍赤，莫不质良，勿敢伪诈，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可见，夏天温度高，是“染采”的季节，而且规定严格：“无或差忒”，不能有一点差错。对于工来说，“黑黄苍赤，莫不质良，勿敢伪诈”。因为衣物色彩是“贵贱等级之度”，同样，对于髹漆来说，“黼黻文章，必以法故”；妇官之“采”，也当包括髹漆之“采”，正所谓“中者错镳涂采”。

秋纪，“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说明百工在“霜始降”的时候，则要休息，以进太学，学习更多的技艺，“霜始降，则百工休”，也就是说，胶漆之作停也。

冬纪，“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这段话的意思是，冬纪，是考核工师工效的时候，令工师“陈祭器”，看看他们是否“按度程”设计，如果有“淫巧”之设计，“必功致为上”，如果“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为了防止“淫巧”而无功的设计，采用了“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办法。可见，漆器设计中刻铭文，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一种质量控制系统。

从春纪“审五库之量”，到夏纪“黼黻文章”，再到秋季“百工休”而“入学习吹”，然后到冬纪“工师效功”，可谓是一套完整而科学的用漆计划管理过程，也是根据气象物候经验得出的一项造物制度。但就漆器生产来而言，有春纪的计划；夏纪的生产；秋天的学习；冬纪的考核。这是精心的漆器科学管理与组织思想，难怪乎战国至秦代的大漆生产与设计出现国漆繁荣的首座高峰。

《吕览》的用漆制度与思想在汉代被《淮南子》与《四民月令》有所继承。《淮南子·时则训》曰：“季春之月，……命五库，令百工，审金铁皮革、筋角箭簳、脂胶丹漆，无有不良。”这段语句中的标题“时则训”已经清晰地指出：“五库”当有“月令”法则，其中就不乏用漆的时令。这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月令式“元经验科学”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它成为古人农作与工艺的一张“作息表”。《四民月令》真正继承了《吕览》与《淮南子》之“月令”元科学模式，以自然时令和气象物候为参照系，记述庄园一年十二个月的农事、工艺与商业等活动事项的计划安排。譬如《四民月令》各月有关用漆记载如下：

正月，“命女红趣织布”、“可移诸树：竹、漆”等，也就是说，春天可以移栽漆树；

二月，“玄鸟巢，刻涂墙”，也就说可以用漆涂墙，雕栋彩梁；

三月，“日烈暵，利以漆油”，即此时可以利用温度与阳光作漆绘之事；

四月，“具机抒，敬经络”。机抒也用髹漆；

五月，“乃弛角弓弩，解其徽玄；弢竹木弓，弛其弦。”即弓弩用漆；

六月，“命女红织缣缚”，“可烧灰，染青、绀诸杂色。”即可染漆；

七月，“浣故制新，作祫薄”，“收缣练”，即可割漆；

八月，“趣练缣帛，染采色”，也即可以染漆，“制新、浣故”，“可上角弓弩，缮治”，也即可以修缮漆兵器；

九月，“修箪”，“缮五兵”，即兵器修缮、髹漆；

十月，“培筑垣墙”，“可析麻，趣绩布缕”，麻布也为制漆的用料；

十一月，“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即可以学习用漆之事。

十二月，“宾旅”，“休农息业”，“遂合耦田器”，农器也有髹漆之事。

可以看出，在庄园里的漆器手工业富有一定的计划性与周期性；对髹漆材料的准备十分重视，如“可移诸树：竹、漆”，“可烧灰，染青、绀诸杂色”，“修箪”等思想足以见出；对髹漆的时令把握也十分讲究，如“玄鸟巢，刻涂墙。”“日烈暵，利以漆油”等；同时对髹漆技术的学习同样摆在年度计划中的“休农息业”时。

四、用漆与咸理

《吕氏春秋·季春》：“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这段语句中的“百工咸理”是战国乃至秦汉造物艺术中最重要的设计命题，也是漆器设计的核心命题。至少体现出包括漆器设计在内的以下原则：“必功致为上”，是战国造物设计艺术的首要之功能原则。譬如从出土的漆器来看，主要是生活器皿等生活实用性的；“工有不当，必行其罪”是战国艺术原则与设计规范的最一般认识将设计不当与行为“犯罪”完美地联系在一起，比西方“装饰，就是犯罪”的设计论调要早千年；“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的相马原则与设计的合理原则是相吻合的，设计者，其实就是一个“相马者”；“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是战国秦汉漆器设计诚信原则的保证；“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是战国设计艺术的普遍认识；“时事不共，是谓大凶”是造物设计用工的时间性规定与标准。“百工咸理”，这在设计史上是一个创举：设计的时间与季节、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古代设计者们的工作经验与自然变化、材料特点及其环境变化的总结。

在战国，“百工咸理”，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百工咸天地之理。“法天地”成为治国与设计的准则，《吕览》使用十二月令与“法天地”为组合材料的线索。譬如在月令中，每季都有造器设计的规定，如孟春纪，“其器疏以达”；孟夏纪，“其器高以觕”；孟秋纪，“其器廉以深”；孟冬纪“其器宏以弇”。

“其器疏以达”，指孟春时候，天子使用的器物纹理空疏而通达；“其器高以觕”，指孟夏之时，天子使用的器物高大而粗壮；“其器廉以深”，是指孟秋之季，天子使用的器物锋利而深邃；“其器宏以弇”，是指孟冬时刻，天子使用的器物宏大而敛口。

依五行思想，春天属木，是生养的季节，天子政令易厚仁、生活易简朴，使用器皿易简易；夏天属火，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天子政令还易宽厚为主，命农勉作，为民祈福，使用的器具易高大；秋天属金，万物成熟而凋零，“秋德肃杀”，天子政令易惩治，驱除灾疫，保存实力，使用器具易锋利；冬天属水，万物收敛闭藏，天子政令易顺应冬气而闭藏，使用器物宏大而敛口。

其实，“其器疏以达”；“其器高以觕”；“其器廉以深”；“其器宏以弇”等四季制器，也构成了其设计风格。在设计上，疏达素面、高大威武、坚实深邃、宏大敛口等，这一优秀设计思想直到秦代都不失其传统。按四季以制风格的传统，从魏晋以后被许多人所引用。

器，不仅是生活之器，还是治国之器。十二月令将制器与治国并用，天子行事治国必须“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仲春，“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皆所染者得当也。”夏纪，“天子居太庙太室，乘大辂，驾黄驷，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揜。”秋纪，“是月也，农乃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冬纪，“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闭。”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国漆器制造还具有与国家意义上的考虑。

在设计学中，“百工咸理”，不仅提出了设计的唯时论、唯功论，还提出了艺术与功能的统一性问题，以及设计组织与设计管理、学习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唯时论，是因为当时的设计生产受到天气的制约，譬如漆器的上色必须阴干等，在今天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在战国末期与秦初，能从天地之气的变化来确定造物的时间，从而决定设计的周期。这种思想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论思想的典型表现，表达了古人对自然宇宙的信仰与崇拜转向依从，更传达出古人设计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唯功论，是战国设计艺术中的典型思想。功能第一，或者说为功能的设计是战国秦代代设计艺术的首要追求。

另外，“百工咸理”，在设计管理与设计组织上的意义是重大的。根据《吕览》中的十二月令，设计，在春纪为设计计划与设计宣传；在夏纪，是设计造物；在秋纪，是设计“闭藏”与学习，而在冬纪，是设计考核。这种设计管理与组织的思想，给我们的启发是深刻的。尤其是今天设计行业或设计企业。要以设计计划为先，设计造物为要，设计学习为保证，设计考核为制度；考核，是为了更好的设计造物，也便于下次设计计划；学习是设计创新与活力的源泉，没有“闭藏”，就没有新的思想。因此，设计计划、设计行为、设计学习与设计考核，是一套严密的设计管理与组织形态。出土的战国与秦代漆器铭文足以说明这些问题。

五、用漆与配料

用漆离不开稀释剂与颜料的配置。《吕氏春秋·似顺论》：“万堇不杀，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干。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这说明，战国时代人们对漆与水的关系已经十分清晰，这也说明当时人们“漆水泱泱”的科学认知。

《吕氏春秋·孝行》：“陈有恶人焉，曰敦洽雠麋，椎颡广颜，色如漆赭，垂眼临鼻，长肘而盭。”这句话中有“漆赭”之识。赭石，为矿物，土状赤铁矿，可做用漆的颜料。《说文》：“赭，赤土也。”漆器的色彩以红与黑为主，《考工记》：“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赤与黑相次”，意为赤与黑的搭配具有相容性。漆黑，是漆的最本质色彩；丹红，是漆的最富有色彩。“色如漆赭”，说明战国人对用漆的色彩颜料赭有充分认识。

漆，黑而有光泽。古人有“面如凝脂，眼如黑漆”之说。《吕氏春秋·先识》：“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矣。”

到了汉代，人们对漆的颜料认识更是成熟。《淮南子·览冥训》曰：“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之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同书《说山训》也曰：“膏之杀鳖，鹊矢中猬，烂灰生蝇，漆见蟹而不干，此类之不推者也。”

“蟹之败漆”，意思是蟹黄与大漆相克。蟹是十足目短尾次目的甲壳动物，蟹壳可用以提炼化工原料甲壳素，也能提制葡糖胺，即为甲壳质水解后的产物。现代高分子化学研究表明，“甲壳素的水解产物为2一氨基一D一葡萄糖。它是由乙酞氨基葡萄糖聚合而成的多糖，所以称为聚乙酸氨基葡萄糖，简称为壳多糖。”壳多糖，又称几丁质，而几丁质具有强吸湿性，保湿效果极佳。

生漆主要成分有漆酚、树胶、水分等，主要成分为漆酚，漆酚遇到蟹黄后，甲壳素的水解产物壳多糖就产生了保湿作用，如蟹黄污衣，能以蟹脐擦之即去；同样漆毒患者，也可搽蟹黄治疗。“漆见蟹而不干”，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漆酚遇到蟹黄后，而生产过量水分而不干。说明古人不使用“蟹黄”入漆，其原因大概在于“漆见蟹而不干”。实际上，汉代也许不知道蟹黄中的甲壳素或葡糖胺，多半是在实践中掌握的元化学高分子知识，或者说，在制漆中不断掌握的漆酚与壳多糖的关系。“蟹之败漆”与“漆见蟹而不干”足以证明至少在汉代或以前就掌握了甲壳素的性能以及漆酚的溶解剂特质。

漆，对漆工的身体污染是严重的，有“漆咬人”之说。“漆疮”是常见的漆病，因为漆酚具有毒性，能引起皮肤起泡与过敏性皮炎。《淮南子》中也记载豫让“漆身为厉”的故事。《主术训》曰：“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擿齿易貌。”可见制作漆器有对身体过敏而艰苦的作业。因此，《论衡·龙虚篇》曰：“豫让吞炭，漆身为厉，人不识其形。”《髹饰录·序》中也记载：“漆身为癞状者，其毒耳。”汉代从事漆器生产的人很多，制漆环境恶劣，漆场里“漆病”可能是西汉的一种常见职业病。因此，古人常用膏蟹的蟹黄，涂抹于患处来治疗漆毒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也或者说“蟹之败漆”，就是当时为治疗漆病中发现的“元医疗科学”。

实际上，在工艺造物上，从出土的漆器来看，基本是依照“汉承秦制”，也就说，在先秦时期的用漆与相关配料科学可定已经有一定的认知。《吕览》中有关用漆与水的关系的认知记载史料，足以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用漆与配料等相关知识。

六、用漆与诚信

《吕览》认为：“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可见，百工的诚信与“器械苦伪”是关联的。如果百工不信，则器械粗劣而虚伪，丹漆染色不正。用漆的诚信直接导致“物勒工名”的诞生，《吕览》认为：“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这段文字的核心要义非常丰富：工肆按照月令行事（“是月也”）；工师必须定期效试功绩（“工师效功”）；效试的标准：“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功致为上”；造物制度：“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效试追究制度：“工有不当，必行其罪”。

“工有不当，必行其罪”，其本质是一种设计致用思想，反对“淫巧”；它也是一种设计造物实用理念，要通过“物勒工名”，达到“以考其诚”；同时，它还是一种艺术审美思想，否则就会“以穷其情”。

秦代“物勒工名”，即作坊与工匠在工艺品上刻名作记，其作用为监督工艺质量与象征工艺水平，其“工名”乃为今天的商标设计如同一辙。因为，物勒工名，不仅能够“以考其诚”，其实能够起到一种很好的商标宣传作用，通过工名，就能辨别产品质量的良莠，正所谓“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很好的关系。

秦代漆器的“物勒工名”制度，是中国造物思想容器物于一体的最具特色的勒名记功与工匠记名制度。勒石（刻字于石）、勒铭（勒碑，勒石，即镌刻铭文）、勒巧（把记巧文字刻在石上）等勒名类型，工匠记名为监督器物生产质量与身份象征以及区域品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全国多处出土战国末期或秦代初期的带有铭刻工名的漆器。譬如，1986年，发现秦东陵一号墓，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西部，即秦始皇陵的西侧。由于它位于秦都城咸阳之东，而称之为秦东陵。该墓图2秦东陵一号墓出土的漆豆一度被盗，2010年，追回秦东陵被盗出土的文物有漆木高足豆1件（如秦东陵一号墓漆木高足豆图），高足豆底座3件，漆木简7件。漆木高足豆，是一种盛器，可放食物之类的，后来还出现了豆形灯。漆豆的颜色以黑色为主，用红色髹绘流云状之花纹，色彩鲜艳，图案极美；在7件漆木简上，还存有一些龙纹。在漆木高足豆的豆座上发现了19字铭文，其中弥足珍贵是“八年相邦薛君造”、“八年丞相受造”。相邦，即相国（后来西汉刘邦做皇帝时，因为忌讳“邦”，相邦被称为相国），相邦和丞相是官职名称，八年为年号，即秦昭襄王八年，薛君和受则是两个人。印证了齐国人孟尝君即薛君曾在秦昭襄王时八年在秦国任相邦的史实。

战国将用漆与道德、法律的结合为一体，这在造物史上是十分宝贵的。1975年底发现的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之《工律》以及《秦律杂抄》。秦代的漆器生产、管理和工艺，是在承袭了战国时期的漆器生产工艺和管理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秦王朝十分重视漆器手工业的生产，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就有不少记载。《秦律杂抄》曰：“漆园殿，赀啬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络组各二十给。漆园三岁比殿，赀啬夫二甲而法（废），令、丞各一甲”（第348-349号简）。意为：漆园评为下等，罚漆园的啬夫一甲，县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络组各二十根。漆园三年连续被评为下等，罚漆园的啬夫二甲，并撤职永不叙用，县令、丞各罚一甲。又有《效律》记：“工禀它县，到官试之，饮水，水减二百斗以上，赀工及吏将者各二甲；不盈二百斗以下到百斗，赀各一甲；不盈百斗以下到十斗，赀各一盾；不盈十斗以下及禀县中而负者，负之如故”（第314-316号简）。《秦律十八种·工律》载：“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第165号简）。这些规定，有利于产品规格的统一与质量的提高与稳定，也是秦代能够制作精美漆器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漆器设计，不仅有道德诚信上的规定，也有法律条文上的约束。

七、余论

从《吕览》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繁荣与成熟的髹漆制度密切相关。而髹漆制度，实际上是物质文化制度的体现，在它的背后是一种社会诚信、科学技术、政治文化、经济制度以及法律条文作为其发展动力的。所以，《吕览》的用漆之史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经济、技术、文明与社会文化之繁荣。同时，也证明造物设计，是社会的晴雨表与温度计。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艺术史不应“以史论史”或“以史代论”，较为科学的做法是：“以史相论”，进而将艺术史研究参与社会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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