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两汉传承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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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汉是经学传承的重要时期，也是《周易》流传发展承上启下的阶段。从《史记》、《汉书》对两汉《周易》之发展脉络进行分析，并结合新的出土文献，对《周易》在两汉的发展源流进行梳理，以期更全面地了解两汉时期《周易》的流传情况。
关键词： 《周易》 流传 两汉
两汉是我国经学传承的重要时期。《易》、《书》、《诗》、《礼》、《乐》、《春秋》等一大批儒家典籍从一家之言腾跃成为“天下之经”，从民间私学跻身于庙堂至尊，被奉为经典。它们的流传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意义。
春秋时期，《周易》在社会上层的流传已经相当广泛。至秦代“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1]P3592，“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1]P3597。《周易》逃脱了被焚的厄运，并被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它相对于其他被焚典籍在汉代能够代代相传而不息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从《史记》、《汉书》梳理《周易》在两汉的传承情况
《史记》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关于《周易》的传承谱系在《史记》之前的史书中并没有系统记载，直至《史记・儒林列传》才对孔子之后的易学传承情况做了简单介绍。《汉书》继而承其绪，对《史记》所载之后至西汉末期的《周易》大致的承传脉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儒林传》和《艺文志》中记载了《周易》流传主线。
《周易》在两汉的传授可以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体系。
（一）今文经的传承
关于西汉《周易》最早的传承，《史记・儒林列传》记载：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2]P3127。
《汉书・儒林传》中有着相似的描述：
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1]P3597。
汉初，最先传《周易》的关键人物是田何。杨何于元光元年被征为太中大夫。武帝建元五年初立《五经》博士时，杨何是第一个《周易》博士。他的弟子有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四人。自此之后，田何传《易》逐渐开枝散叶，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传承谱系。
《史记・太史公自序》曾云“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2]P3288。也就是说司马谈曾受《易》于杨何。
武帝时期尊崇儒学，立五经为官学，使《周易》的传授具有更为广阔的途径，《易》学得到了较好的发展。通过学习《易》走上仕途、获得官位的士子们见于记载。
《史记・儒林列传》载有“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2]P3127。
《汉书・儒林传》说：“齐即墨城，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1]P3597
这是说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都凭借《易》成为当时的大官。这里“本于杨何”还是“本之田何”？《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不同。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猜测，笔者认为《史记》所记的是杨何这一支的传承谱系，从田何至杨何都是以每代单传形式进行记载的;《汉书》所记乃是从田何一支生发出的多支体系，又着重强调杨何这一支的传承。《史记》之所以如此记载，除了刘大钧先生所说的“《史记》所云诸资料当为杨何或杨何一派提供”[3]P120和刘彬先生所说司马迁所记的自商瞿至田何至杨何的传《易》谱系是他自己承习于的杨何传《易》流派这些理由外，也有可能是司马迁写《史记》时，丁宽这一支的《易》学并未发展壮大起来。同时，丁宽在吴楚七国之乱时曾作为梁孝王的宾客，这或许是丁宽一支易学在武帝一朝弥而不彰的原因之一。《史记》着重强调“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从而未载田何的另外两个学生周王孙与服生。直到班固写《汉书》时，整个易学在西汉的发展脉络才更清晰可观，而且丁宽一支易学的发展更壮大，所以，班固写《汉书》时才将《史记》的这句话向前推为“要言《易》者本于田何”。
武帝之后昭帝、宣帝一直到西汉末期，是今文经大力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周易》的传承主要有施、孟、梁丘和京房四大家。传习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呈现出多支杂糅交叉、学术进一步分化的特点。
根据《汉书・儒林列传》所说，丁宽最初从梁项生受《易》，后“才过项生，遂事何”[1]P3597。梁人丁宽曾做过梁孝王的宾客，吴楚之乱时“为梁孝王距吴楚，号丁将军”。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丁宽本人及其门人在武帝一朝并没有成为《易经》博士或以《易》至大官者，直到昭宣二帝时期，他的弟子才被尊为博士。
丁宽东归之后，传《易》给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雠、孟喜、梁丘贺三人。于是《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这三人是田何之后传承《周易》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们根据社会发展变化需要，凸显和引申了先秦《易》学中的象数观念，开创了汉代新的易学体系，至宣帝末时，《施》、《孟》、《梁丘易》皆已立于学官。
施雠字长卿，沛人，从田王孙受《易》。宣帝时，在梁丘贺的极力推荐下，“诏拜雠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1]P3598。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因诈言从其师处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失去做博士的机会。梁丘贺字长翁，琅邪诸人也亦得宣帝亲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年老终官”[1]P3600。
三人中，施雠从童子时即从田王孙受《易》，他应该是三人中受《易》最早、学《易》时间最长的人，而且是了解丁宽、田王孙一系易学内容最多者。史书记载，施雠授《易》给张禹、鲁伯和梁丘贺的儿子梁丘临。张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鲁伯则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所以施家有张、彭之学。《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刘昆在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此后传给他的儿子刘轶。
孟喜是一个“好自称誉”的人，他曾“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1]P3599。有蜀人赵宾尝说跟随孟喜学过《周易》，大概由于孟喜“好自称誉”，人们并不相信这一说法。除去赵宾之外，孟喜授《易》给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所以有翟、孟、白之学。《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传《孟氏易》的有南阳育阳人洼丹、中山i阳鸿、广汉绵竹人任安。
梁丘贺曾经跟随太中大夫京房受《易》，而京房是杨何的弟子。后来京房出为齐郡太守后，改投丁宽的弟子田王孙学习，年老终官后，传子临。这里就出现了王同这一易学与丁宽这一支易学相交叉传承的现象。
《汉书》载“（施雠）与孟喜、梁丘贺并为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1]P3598。尽管梁丘临曾学习过施家《易》，但是他“专行京房法”，“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琅邪王吉“闻临说，善之”[1]P3601，就让他的儿子王骏从临受《易》。五鹿充宗君孟曾跟随梁丘贺学习，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
梁丘易学产生时期正是西汉经学急剧分化之时，从梁丘临“专行京房法”来看，这时的京房《易》已经自成一体。与其师杨何所传的《周易》并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体系，并且被同样自成体系的梁丘氏所承继。加之梁丘贺父子后来亦师从田王孙、施雌师徒受《易》，所以梁丘之易学可能是杂糅了京房易的易学。
《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
杨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学，从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锵锵杨子行。”教授数百人[4]P2551。
传又载“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4]P2554，这两处记载稍微不同，范升所传到底是孟氏易还是梁丘易，《经典释文》载“后汉范升，传《梁丘易》，以授京兆杨政”[5]P32。这一时期，传授梁丘之学的还有颍川鄢陵人张兴，后来他的儿子张继承了他的学业。
此外，进一步发挥“卦气”说并对今文《易》学产生更大影响的是焦延寿与京房。
梁人焦延寿以好学得幸于梁王，为郡吏。他曾从孟喜问《易》，而传《易》于京房。京房授《易》于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由是《易》有京氏之学。《汉书・儒林传》又说京房是杨何的弟子，而焦延寿从孟喜问《易》传于京房，学界一般将杨何的弟子京房称为前京房，而焦延寿的弟子则称为后京房。
京房的易说内容庞杂而自成体系，他大量吸收社会流行的天人之学与阴阳五行观念，建构了一个包括“纳甲”、“纳支”、“八宫”、“卦气”、“五行”等各种说解的复杂系统，把此前卦气说、阴阳灾变说推向极致，标志着西汉今文象数《易》学体系最终建立与完善。《京氏易》于元帝时立于学官，从西汉后期以至东汉，京房一派在今文诸派系中遂后来居上。
关于焦延寿所授《易》学到底是否属于孟氏学，孟喜的弟子翟牧、白生都进行了否认。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1]P3601。
之后传承《京氏易》的有汝南平舆人戴凭字次仲，他习《京氏易》。后征试博士，被拜为郎中。时南阳魏满牙、济阴成武人孙期亦习《京氏易》。
（二）古文经的传承
两汉古文《易》的流传相对今文经来说十分简单。
《汉书・艺文志》称汉初别有流行于民间“费、高二家之说”，其中费直所治“号古文《易》”。这应该是属于别行于田何一系之外的古文《易》派。
《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
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4]P2548。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治《易》为郎，至单父令。他长于卦筮，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传习费氏之学。对于费氏易的传承，《后汉书・儒林列传》有清晰的表述：“建武中……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4]P2554
费直治《易》大约是在王莽前后，在西汉末期“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1]P1723的学术背景下，随着今文经学的盛极而衰和古文经学的逐渐兴起，费氏易的出现是时势使然。尽管西汉末期刘歆等极力推崇古文经，而《费氏易》的真正兴起则在东汉中期之后。
与他同时治《易》的是沛人高相，他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也就是丁宽。高相授子高康及兰陵毋将永。
关于丁宽授古文《易》的情况，《汉书・儒林传》记载：
（丁宽）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1]P3597。
丁宽本是梁孝王的宾客梁人，在梁孝王死后，他招延的四方豪杰各自归去，如枚乘就在梁孝王薨后返回老家淮阴，那么可以猜测大学者丁宽很有可能归教于家。他的学生不可能只有田王孙一人，田王孙只是因为成为博士而扬名的弟子之一。“《易》以东矣”正说明，高相可能是东归后的弟子。丁宽从田何处学成后又至洛阳，跟从他的同门师兄周王孙受古义，所以丁宽授徒时传授一些古义内容就能说通了。
这里的“古义”是否指古文《易》呢？《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明确指出费直所传乃古文易，而对高氏易是否属于古文并没有给予过多解释。学者刘大钧在《〈周易〉古义考》中认为：
汉初，易学的传承已有了“今义”与“古义”之分。此所言“今”、“古”，不同于今、古文经学中的“今”与“古”，非谓田何所传的今文易学与费直所传的古文易学。《易》之“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浓郁人文关怀，而《易》之“古义”，则更多地关涉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等卜筮之旨。田何的今文《易》中，既有传世的“今义”，又有我们要考索的“古义”。费直的古文《易》中，既有“长于卦筮”的“古义”，又有“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故古文《易》其文字虽古，但用这些古文字作解的却是《彖》、《象》、《系辞》等孔子及孔门弟子撰述阐发的《易》之“今义”。“古义”与西汉孟、京《易》中用以占筮的象数内容虽密不可分，但与兴盛于东汉的象数之学并不相同[6]P142。
因此，不能因为与费氏古文易并行于民间，也不能因为二者在今文经鼎盛之时都没有被立于学官，而断言高氏易也是古文经。
二、出土《周易》的发现
王国维提出：“吾辈生於今日，幸於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7]P2
学术史上，将出土文献的定点与传世文献的轮廓结合起来，对于文献新证的意义深远。《易》经亦然。
关于《周易》的出土文献主要有：上博简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文本、马王堆帛书《周易》文本和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文本。
上博简战国楚竹书《周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文本，时间属于战国晚期，不在本文的讨论两汉范围之内。
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文本是《周易》的实用化和民俗化产物，只有《周易》经文，在每卦的卦爻辞之后都有俗化的、可套用的卜筮之辞，学者认为它属于实用性筮书。《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和《数术略》两处分别记载了《周易》。这两处载入大概和先秦易书的传承相对应。一方面，《周易》作为卜筮之书，被赋予史官和儒家的哲学化内涵，成为义理易学，并被奉为儒家经典载入《六艺略》。另一方面，经由先秦阴阳家、方术家演化的《周易》反映了《周易》在民间流传期间的发展情况，成为强调数术的卜筮书，被著录进《数术略》。阜阳简《周易》大概就是这一文本。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马王堆帛书《周易》是汉文帝前期的抄本。它的出土发现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易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帛书《周易》经传与今本《周易》经传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帛书《易》经不分上下。六十四卦次序与今本《周易》的卦序完全不同，以八卦相重方式成卦，共分八组，每组八卦。属另一系统的卦序”[8]P4。
邢文先生认为：“帛书《周易》经传主要的文献来源，应该是与今本《周易》经传内容非常接近的一个《周易》传本，这个本子可能与今本《周易》并传，也可能就是今本《周易》的祖本，但一定不是今本《周易》经传。帛书《周易》的另一来源，是作为地域学术的帛书易学的学术思想甚或某些已佚的文献。”[9]P225刘大钧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帛书《周易》极有可能是当时流传于楚地的一个《周易》经传版本，不可能是直接来自田何《易》之传本。
李学勤先生认为，上述三种文本“都是《周易》一书传流过程中的链环，但它们并没有直接承袭的关系。《周易》在西周已基本定型，简本、帛书本和今传本没有根本上的差异”[10]P8。
但是这几种出土文本尤其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发现，明确了两汉时期除了田何系统之外另一不同传承体系的可能存在，掀起了易学研究的高潮。
三、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周易》源流的蠡测
《汉书・艺文志》曾记载孔子没后，《春秋》、《诗》、《易》等的传承情况：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1]P1701。
这说明在七十子那里，《易》学的传承已分为数家，不应该只有商瞿――田何这一系统，可能还存在别的系统。从文献记载来看，七十子中有传易事迹者有子夏、子贡、商瞿等人。《孔子家语・六本》、《说苑・敬慎》载有子夏向孔子请教《损》、《益》之道的事迹。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猜想，马帛书《要》篇记载子赣（即子贡）在孔子晚年，与孔子讨论《易》之卜筮的问题。此外，学者发现马王堆帛书《周易》虽与今本《周易》十分接近，但帛书《周易》体现的传承系统是一个不同于《史记》记载的田何传承的易学一系，而是一个在楚地传承的文本系统。这进一步证明了人们的猜想：在两汉时期除商瞿――田何《周易》体系之外，还有别的流传体系存在。
进一步看《汉书・儒林传》的记载：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1]P3613。
《诗》有齐、鲁、韩三家，韩婴传《诗》众所周知，但是他所传《易》却鲜为人知。原因在于“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宣帝时他的后人韩生接受了他的传习，并有盖宽饶跟随他学习。《儒林传》没有把他这一支易学归属于田何一支，说明韩婴这一支易学非田何易学之系统。这里所说的韩婴所传易具体属于哪一家，原文中没有详说。
学者刘彬认为韩婴所传的《周易》当属子夏易学这一支。他多方考证尤其通过刘向、刘歆“《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汉兴，韩婴传”的记载猜测韩婴易学很可能属于子夏这一系。
子夏（公元前507―前420年），是孔子的学生之一，在四科十哲中以精于文学即文献著称。孔子死后，子夏传经，功劳很大。子夏传《易》，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记载的先秦到两汉的传承体系中均未提及，但在隋唐以后的典籍中有所记载。
《隋书・经籍志》云：
昔宓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实为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11]P912。
同时《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子夏所作的《易传》“《周易》二卷”并注：“魏文侯师卜子夏传，残缺”[11]P909。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子夏易传》三卷”，陆注：“卜商，字子夏，卫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师。”[5]P37
但是为什么在《史记》、《汉书》中只有商瞿――田何这一支而没有别的支系的相关记录呢？
刘彬认为司马迁的易学是承其家学，即太史公司马谈的易学，而司马谈承于杨何，杨何承于王同，王同承于田何，因此司马迁所记的自商瞿至田何至杨何的传《易》谱系，正是他承习的始于商瞿的一个传《易》流派。这同时是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既述当时数家《易》皆自田何的现状：“乃今上即位，言《易》自川田生。”又推崇杨何易学，强调“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的重要原因。商瞿《易》一系被载于《史记》、《汉书》，而其他人所传《易》不见载，正是推重家学的时代产物。因此，《史记》、《汉书》没有记载子夏传《易》，并不能证明子夏没有传《易》。
除了刘彬先生的上述观点和刘大钧先生所说“《史记》所云诸资料当为杨何或杨何一派提供”的原因以外，笔者认为《史记》、《汉书》之所以只记载了田何这一支，是因为本于田何的易学十分兴旺发达，而其他支易学之传承或者断流，或者至后来弥而不彰。并且其他易学传人没有以《周易》扬名或成为大官，其传人随时间销声匿迹，更不见于史书记载，所以《史记》、《汉书》都只记载了这一主线的传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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