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文化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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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收入能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后，人们没必要再靠传统的家庭结构来规避未来风险和养老需要，社会结构转型、文化变迁以及不断深化的城市化也促使人们减少甚至放弃对“孝道”文化的依赖，转而依靠保险与其他金融证券市场获得经济保障。

为什么中国人的未来生活保障不能再靠“孝道”文化，而是靠金融市场取而代之呢?为理解这一点，我们看到，人自出生开始即面对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吃穿住行这些物质消费，即所谓的物质生活；另一种是心理或精神需求，即所谓精神生活。就生存需要而言，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应该第一，精神生活其次。

在农业社会里，虽然对多数人来说物质产出难有剩余，但温饱基本能解决，当天的消费挑战也能勉强应对，但因为生产力还没高到有太多剩余的程度，所以农业社会的人们还顾不上用金融产品来满足未来的生活需求。事实上，农业社会里的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金融品种，所以，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在家庭、家族内部成员间以及长晚辈之间实现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等隐性经济交易，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换句话说，那种社会里，经济问题往往通过小范围内的社会组织，而不是通过广泛的市场来解决。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为了规避未来收入风险、养老以及意外事故而进行跨时间，空间的交易时，必然有一方或几方先付出，然后在未来某个时候或发生某种事件时另一方给予回报，这是一种信用交易，涉及到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事件状态之间的经济支付交易，这就要求双方有极强的信任基础，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能有补救的办法，否则没有人愿意加入这种交易，把辛辛苦苦赚到手的收入付给另一个人。也就是说，信用交易必须以可靠的契约保障体系为基础(契约可以是隐性或显性的)。

“孝道”文化支持并以儿女作为具体载体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的确在中国持续了2500年。这套体系之所以能维系这么久，其原因大致如下。第一，土地为家族所有，长辈掌握了土地分配权。对于2500年没有走出农业的中国社会来说，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存力。因此，长辈的土地支配权让后辈想不“孝”也不行，这当然能保证代际间的隐性利益交易，让长辈在儿女身上的投资有回报。第二，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的工业欠发达，商业也有限，对多数人而言，可能交易的金额会非常小，利益交换的规模非常有限，因此，在传统社会里，“违约不值得”，基于家族和“孝道”文化的信用交易体系一直“够用”，不需要成本更高的外部法治体系。第三，在铁路于19世纪末出现在中国之前，除了马车和水路运输外，跨地区交通非常艰难，地区间的人口流动非常有限。只要大家都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村，社会舆论也会迫使每个人遵守“孝道”、“守信”。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孝道”文化在2500年里基本能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靠的，以“家”为基础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

社会转型弱化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

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家”的经济交易功能日益淡化，“家族”作为非正式内部金融市场的功能越来越弱了呢?我们先从以下两方面看农村的变化。

第一，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家族、家庭的长者不再有给后代分配土地的权力，族产空空，因此，长者对后辈难以有约束力。除非恢复土地私有制，否则传统长者的“威慑力”难以再现，“孝道”与“家规”就无“刚性”。

第二，种田已不再是致富的路子，非农的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这意味着大家都去非农打工，背井离乡往城市移民。今天，中国以每年约1％的速度在城市化，相当于每年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以笔者在湖南的家乡为例，全村350户家庭中，有75％的家庭有儿女常年在外地城市工作、生活，其中一部分在外地有正式户口，即使没有正式户口，不少已在外地安居。这些年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医疗问题等等讨论得很多，这当然是好事。从另一方面看，在子女相继离开农村后，留在家乡的父母长辈的养老与保险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子女移居外地，儒家“孝道”文化的约束力已相当弱。因此，在农村，基于儒家“孝道”的传统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

在城市，城市人没有农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养老与保险只能靠金融市场。其次城市人因工作迁居异地的现象已非常普遍，跨地区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后，家庭、家族内部的经济交易越来越难以执行，代际间和亲戚间的信用交易越来越不安全，“不孝”、“违约”的频率日益上升，“孝道”文化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因此，不管是今天的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

实际上，从经济收入或者说生产力的角度讲，在农业社会时期，由于人们的产出能力不高、没有足够的剩余去自己安排自己未来的生活需要，所以农业社会的人是“迫不得已”靠“家庭”实现养老、保险等经济交易，并不得不接受个性的儒家“孝道”文化。但是，经过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近15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生产力已经大大提高，物质生产是史无前例的丰富，现代工业、农业已解决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挑战。人们的剩余收入与财富越来越多之后，接下来的挑战便是如何安排好未来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在收入能力达到如今的高度后，人们没必要靠传统的家庭结构来规避未来风险和养老需要，当然更希望用各种证券市场安排未来的生活需要。

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一旦金融市场将经济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一旦不以利益交换定义“家”之后，中国的“家”文化必须要改变，应该被重新定义在精神互助和感情交融这些功能上，以爱和感情定义“家”。如果是这样，中国“家”的凝聚力会重新上升，但会是基于家庭成员个人自愿选择、以感情交融为主题的凝聚力，而不是靠名分、靠外部强制维系的凝聚力。这意味着父母、兄弟姐妹、亲戚间会尽量多花时间和耐心强化彼此的了解，会尽量找共同话题增加沟通，会更加彼此平等，而不是来不来就以“三纲五常”压人。这也意味着没有感情的夫妻会选择离婚，没有感情交流的家庭、家族会没有凝聚力，也没必要在择偶时要求门当户对。

“孝道”文化当然不是今天就已终结了，但随着人们对自由的认同程度的上升，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快，传统家庭结构会加快转型。一种基于金融市场与法治的体系将取代传统家庭加儒家文化的社会体系。

(摘自2006年12月19日《新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