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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年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讲话中提到,我国人均GDP达1000美元,“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温总理把1000美元阶段上升到如此重要的高度,或许至今都没有被人完全理解。直到出现了另一个数字……
2.1倍
“干部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里诸多的数字之一,因其触动了人们心里对于不公平极度敏感的神经,一时间被广泛流传。
其实,单纯一个2.1倍并不特别,它低于“”前的2.94倍,和“”期间的4.23倍。国外也早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在14岁的时候,父亲的职业和文化程度对其今后的职业和文化程度会有很大影响。
但是,正因为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000美元,人们吃饱了饭,开始想更高层次的问题,开始就公平感、阶层流动等事关个人发展权益的问题进行思考:阶层间究竟开放还是封闭?这个2.1就具有现实意义了。
2/3和1/5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农业劳动者和城镇待业无业人员等社会底层成员,率先从改革中受益,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从1∶2.3缩小到1∶1.8。他们中有一些人转变了职业身份,向其他阶层流动,带动了一些新阶层的出现,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等,大约2/3的私营企业主在开办私营企业之前从事着蓝领职业。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在80年代还有1/5来自中下等级的工人和劳动者。
3/5和不到2%
但是现在,中、下等级的阶层成员向最高等级流动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接近3/5的个体工商户停留在阶层内部,近2/5向比其低的阶层流动。能有机会向最高等级阶层流动的农业劳动者不到2%。
南方某快速发展的城市调查显示,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入率24.36%,流出率48.51%。产业工人阶层的流入率为40.09%,流出率却高达77.97%。这两个阶层都呈现出萎缩趋势。
70.85%本阶层
与之相反,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流向渠道却非常广泛,流向本阶层的强度竟然高达70.85%,只有极小部分流向经理、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阶层。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严重影响了这一阶层的素质构成、工作效率和整体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社会阶层成员的不满。
35次与1354.06万人
在诸多社会流动途径中,教育被认为是相对最公平的渠道。数据显示,自建国以来,已经举行的35次高考,促成了1354.05万人的向上流动。现在情况又如何呢?
弃考84万人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在当代中国,由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和城市几乎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能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究其原因,《人民日报》直接鲜明地指出,除了人口减少和个人成绩差等客观原因外,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平均在39%左右,2007年却跌至31%。弱势群体子女逐渐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遭遇到困境。是农村孩子不努力吗?
60%获得23%
教育应该是一个平等的概念,但当前情况却是,山区和贫穷地方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无法享受到公平的教育资源,在未来的竞争中当然先天不足。支配教育资金的部门没有把教育资源分配好,很多高校趁着扩招的机会,盖了非常多的楼,圈了那么多的地,而农村教员的工资却被常常拖欠,迫使他们走上了漫漫上访路。
以2002年为例,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了23%的教育投资。
统计显示,在高考加分政策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以重庆市为例,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考生总数的17.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