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齐云山明代造像兴盛的缘由探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安徽齐云山明代造像兴盛的缘由探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注:作者简介：何次贤（1960- ），男，汉，湖南郴州人，湘南学院美术系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民间美术，水彩艺术，美术教育。)

（湘南学院 美术系，湖南 郴州 423000）お

摘 要：安徽齐云山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本文对齐云山造像在明代达到鼎盛的缘由做了一番分析，指出主要是因为有原来的造像基础、均州武当山的影响、明世宗的直接支持等相关因素，并试图说明宋元明时期日益加强的真武信仰是齐云山及其造像在明代兴盛的根本原因。

す丶词:齐云山；明代；造像；真武

中图分类号：J305文献标识码：A

On the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Sculpture in Qiyun Mountain of Anhui in the Ming Dynasty

HE Ci-xianお

齐云山古称白岳，位于徽州盆地，黄山脚下，屯溪西33公里，休宁县内。它是一处以道教文化和丹霞地貌为特色的山岳风景名胜区，尚存有洞天福地、真仙洞府、月华街、香炉峰、小壶天、玄天太素宫（简称太素宫，下同）、玉虚宫等与道教相关的遗址和活动场所。该山道教始于唐代乾元年间（758―760年），至明达到鼎盛，香火广为流传，波及华东和东南亚地区，成为与湖北武当山、江西龙虎山、四川鹤鸣山并列的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根据史书记载，明代弘治、正德、嘉靖直至万历年间，代表性洞窟或宫观如真仙洞府（弘治十七年至正德九年，即1504―1514年）、玉虚宫(正德十年至嘉靖二年，即1515―1523年）、太素宫（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即1556―1558年）逐步建成。由于宗教造像有了可能与基础后，它与寺庙、洞窟、宫观的建设密不可分，因此宗教建筑的兴盛也必然带来造像的兴盛。真仙洞府和玉虚宫中的神像几乎都首创于这一时期。这段时间是齐云山造像的高峰阶段，也是齐云山走向巅峰的标志和见证。其时有宫、殿、祠、坛、楼、阁一百三十多处，道士数百人，石雕和铁铸神像六千多尊，是江南著名的道教活动中心，也造就了齐云山“江南小武当”和“四大道教名山之一”之名。那么，齐云山造像为什么在明代达到兴盛了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原有的造像基础

宋代学者罗愿所著的《新安志》卷四记载，唐代元和年间(806-820年)，齐云山西南麓的石桥岩建有石门寺和佛教神像，虽然早在唐乾元年间就有道士龚栖霞云游至齐云后山的岐山石桥岩，依穴筑室，辟谷修行，但此时并无道教造像的相关记载。

就道教造像的发展来说，道教造像与道教以及道教神仙绘画发展并不同步，道教于东汉末期即已兴起，神仙形象的帛画、壁画或浮雕形式更是由来已久，但最初道教庙堂并不供奉神像，认为“道至尊，微而隐，无状形像也；但可以从其诫，不可见知也。”魏晋时期始有造像，一般认为是受佛教“以像设教”的影响，相信对神像的祀奉不仅可以“至诚供养，随心获福，果报差”，还可以达到修身养性、得道成仙之目的。《隋书•经籍志》载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于代都东南起坛宇……刻天尊及诸仙之像供养焉”。陈国符在其著作《道教源流考》附录二《道教形像考原》中也认为“是（刘）宋代道教，已有形像。”但在董立军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造像史纲》中，直到第五章“宋元造像”时才把“道教造像”正式作为一节加以介绍分析,而“佛教造像”在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造像”中即已作为一节和“礼制造像”并列。其中缘由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在总体上道教造像的成就与佛教造像还无法相比”。这一现象既说明宋之前道教造像受佛教造像影响较大还未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宋以来道教造像开始有了系统化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道教造像的这一发展历程和真武神性及造像的真正发展历程几乎不谋而合。根据肖海明先生的考察，北方之神“荡魔天尊”――真武大帝人格化形象的完全形成是在北宋时期。武当山文物保管所藏有一尊宋代崇宁至大观年间（1102―1110年）的铜铸真武像也构成了一个形象化的证据。对齐云山而言，到了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道士余道元、金安礼、金士龙师徒创建佑圣真武祠（又称真武观、齐云观）于齐云岩，开创了齐云山道教及造像的基础。此后衣钵相承，佑圣真武祠中的真武像日显灵应，并最终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南宋1266年佑圣真武祠因几次水灾却“圣像俨然”而受到朝廷册封.正如《齐云山志》载：“至已亥（1239年）火灾烈焰，品物一空，独玄武神像顶天，一罂不动，而为不能燎矣，叶介夫与金士龙乃营建真武殿宇以及廊楼房。淳佑辛丑（1241年）又水灾，……圣像俨然，而水不能渗矣。……至庚午仅四十二年，惟佑圣殿独存。……近咸淳丙寅（1266年），朝廷核实始凿定殿其四至主侧赴宫印押，筑墙为基石以限，永为不朽之基。……每岁建会蘸，不可无道侣住山。”在由宋至明的过渡阶段中，南宋朝廷的这次册封为这尊真武神像及齐云山声望的兴起以及明代的更加兴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奠基作用。

二、均州武当山的影响

齐云山在明代的声名崛起不是偶然的，有着内外的不同因素在起着重要作用。内在因素就是历代齐云山道士的努力，在道路、桥梁、宫观的修建和经营方面为鼎盛期的到来做了坚实铺垫。外在因素就是传为真武修炼飞升之地的武当山在明代的影响使全国范围内兴起了真武崇拜和真武造像的热潮，虽然宋以来武当山的这种影响已经很是明显，但明代的这种奉祀比宋代广泛和深远得多。在这种背景下，齐云山的兴起就成了偶然中的必然。

武当山在明代的兴盛和明成祖朱棣对真武的崇奉密切相关。是朱棣抬高了真武神的地位，并把它钦定为皇室的主要保护神，在道教发展日渐式微的明代，明朝诸帝如遵守家规一样，虔诚奉祀“玄天上帝真武之神”，终明之世，未曾间断。内在的关键原因在于，朱棣在北京发动违背正常伦理纲常的叛逆行为――所谓“靖难之役”的始终一直利用北方真武神“显灵”的手段，把历时三年多的靖难战场上发生的许多偶然现象及其取得的一切胜利并最终坐得皇位都归功于真武神的“阴佑”，使他的“靖难”继统抹上了“君权神授”的神圣色彩。由于“奉天靖难之初，北极真武玄帝显彰圣灵，始终佑助，感应之妙，难尽形容，怀报之心，孜孜未已”，遂在宋元以来对真武信仰已具一定规模、并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朝山进香的习俗的均州武当山大修道观，“十四年而成”，构造了九宫八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十二亭和三十九座桥梁，规模的庞大在国内实属罕见。明成祖对武当道教的扶持使武当山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道场，使武当道教呈现空前而持久的鼎盛局面，而真武神也借此机会名扬天下，和武当山一起在明代达到了信仰的最高峰。其影响一方面是武当吸引了大半个中国的朝拜香火，促进了武当山进香民俗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全国范围内真武庙的兴建。宋元尤其是明以来，真武庙逐渐在全国形成了三个中心，一是真武“发祥地”――均州武当山地区，二是以宋代建康、临安及明代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三是北京及其附近州府。齐云山的“真武庙”无疑是中心之一江南地区的一道奇葩。真武在明代皇室和广大民众中的地位是齐云山得到宠幸的重要因素，从而带动了山上其他造像的建设。

随着对真武崇拜的逐渐盛行，齐云山遂有了“江南小武当”之名。“江南小武当”的说法目前最早见于《真仙洞记》，中云：“齐云岩为江南小武当。”齐云岩即是佑圣真武祠所在地。后来，“江南小武当”遂成为齐云山的别称。在笔者看来，称齐云山为“江南小武当”主要是因为齐云山和武当山一样，主要供奉真武大帝，并且都很有影响，所谓“玄帝（即真武）香火，在均州曰武当，在徽州曰齐云”，就点出了两山联系的这一关键桥梁。而这个桥梁自南宋佑圣真武祠声望日显时即已建立，至明而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