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春明的妓院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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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候鸟归巢，中国式迁徙大军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长途跋涉，农民工是这个群体的代表，女性又是民工群体中的一抹亮色。近日，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引发关注，《1993，春明的妓院逃生》摘编自该书。郑小琼的组诗《女工记》，见证了文学和打工双层面的当代中国，在此刊登其中一首，桑红的逃亡之路，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女性民工的悲剧命运。
伍春明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没有告诉她父母。那是1992年夏天，到外面去，说起来既莽撞又危险。在她老家的村里，有种说法是进城的女孩子会被骗到妓院，就此失去音讯。
那年夏天春明只有十七岁。她中学毕业，在家附近的一个城里卖蔬菜水果；她和一个还在上学的表姐一起到东莞。两个姑娘借钱买火车票来到东莞，在一家做玩具涂料的厂里找到了工作。化学品的气味让她们头疼，两个月后她们回了家，同之前一样一穷二白。第二年春天春明又出去了。父母反对，又是吵又是哭。但她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走，还有邻村的几个朋友也一起，她妈妈帮她借钱买了火车票。
1993年的广东比现在还要乱。外来务工人员从农村涌到广东的大街上找工作，晚上就睡在公交车站和大桥下面。找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敲工厂的门，春明和她的朋友吃了好多闭门羹，终于被国通玩具厂录用了。厂里的普通工人一个月挣一百块钱；为了充饥，他们买回超大装的方便面，加点盐冲开水吃。“我们以为一个月要是能赚到两百块钱，”春明后来说，“就会心满意足了。”
四个月后，春明跳到另外一家厂，但是当一个同事说她表哥知道深圳有更好的工作时，她马上就离开了。春明和几个朋友去了深圳，在高架桥下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和同事的表哥见面。他把女孩们带到一家发廊，领她们上楼，一个化着浓妆的年轻女人正坐在按摩床上等客。春明一看这场面就吓坏了。“我们家很传统，”她说。“我觉得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要我当。我想一旦去了那里，我也会变坏。”
有人跟女孩说她们应该留下来，在公共澡堂冲个澡，但是春明不肯。她走下楼，往大门外看了一眼立刻就跑，连朋友和箱子都不要了。箱子里装了钱，身份证和她妈妈的照片。身后的脚步声越逼越近。她拐到一个巷子，又穿到另一个巷子，脚步声停了。春明冲进一个院子，在后面找到一个废弃的鸡笼。她爬进去，在那里躲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她的手臂上布满了蚊子叮咬的包，春明走到街上，跪在地上乞讨，但没有人给她任何东西。一个路人带她去了派出所；因为她没有发廊的地址和名称，警察也没有办法帮她。他们给了她二十块钱坐巴士回玩具厂。
还没到东莞，半路上巴士司机就赶她下车了。春明开始走路，街上有一个男人跟着她。她发现一个女孩穿着工厂制服，就问那个女孩能不能让她混进厂里过夜。那女孩借了一个工人的身份证把春明带了进去，那天晚上春明躲在一间澡堂里。早上，她偷了一身晾在澡堂外面的干净裤子和T恤，爬出工厂的大门。那个时候，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一个巴士司机给她买了一片面包，让她搭车顺路回她表哥和表嫂在东莞工作的地方。
春明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是在街上闲逛。她结识了一个工地上的厨师，他让春明跟工地上的其他工人一起搭伙，晚上她溜进朋友们的工厂宿舍里睡觉。没有身份证，她就找不到新工作。晃了一个多月，春明看到银辉玩具厂招流水线工人的广告。她捡到一张别人遗失的、也许是扔掉的身份证，用它找到了工作。从法律意义上说，她是唐聪芸，1969年出生。这比她的实际年龄大了五岁，但是没人会细看这些东西。
春明在银辉厂做了一年，把大盆里的塑料混匀倒进模具里做成玩具汽车、火车和飞机的零件。她胆子大，喜欢说话，很容易就能交到朋友。她的新朋友叫她唐聪芸。于是，她真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离开这家厂之后这么多年，她还会收到寄给唐聪芸的信。春明从来都没搞清楚唐聪芸是谁。
春明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两年了。那是在2006年底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时她坐在果汁吧里，为了买生日礼物刚逛完一天的街。“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当时发生的事情，”她嘬着混合果汁跟我说。“我现在讲这件事，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你后来有没有搞清楚被你甩在发廊的那些朋友怎么样了？”我问。
“没有，”她说。“我不知道那真的是个坏地方，还是说一个可以单纯当按摩师工作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让我们走，这太吓人了。”
被她甩在身后的那些姑娘里有一个是春明最好的朋友。她们是在东莞的流水线上认识的，春明不知道她朋友老家的村名，也不知道怎么再找到她。几年之后，春明碰到一个认识这个姑娘的女孩；她说那个朋友回家了，后来又出来，到了东莞。从这条简短的陈述中春明推论这个朋友后来没事。但是也没办法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她被拐到妓院，再也没有音讯，就像村里人说的那样。春明和她最好的朋友失去了联系，就像她一路上认识的许多人一样。东莞的一年很长，春明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