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惊人的顺差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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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失衡中至少有一项正在收窄
在中国国家副主席赴美国访问的前一两天，白宫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谴责中国通过低廉货币而获得巨大的贸易顺差。这封信来自一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布朗在去年10月曾支持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对货币被低估的国家强征关税的法案。
货币低廉的必然结果是大额的经常账户盈余。因此，据上周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率收窄至2.8％(去年第四季度此比率只有2.5％)非常值得关注。相对中国的经济规模来说，这是自2002年以来最小的贸易顺差额。即便就绝对值来说，这2010亿美元的顺差额也是自2005年来的最低。
问题在于，中国收窄的贸易顺差反映的是投资(作为GDP的一部分)的不可持续的增长，而非消费的增长。实际上是外部经济的失衡在收窄，但巨大的内部失衡依旧。
不过，中国的内部经济失调也可能在缩小。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01至2010年，中国个人消费增速要低于整体经济增速。但官方数据同时表明零售业销售额增速高于GDP增速。这个差异造成的原因是中国的零售业销售数据包括了一些不应纳入的类别(如政府采购和其他批发商品销售额等)，而缺失了另一部分，如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等。后者是消费性开支的大头。有一些经济学家相信官方数据低估了个人消费。
为了得到另一种可行的评测方法，投资银行巴克莱资本的黄一平(音译)和他的同事尝试选出那些特定的、能反映消费者购买的零售数据。他们将这些数据与服务型企业的销售数据合在一起。按这种方法计，消费占GDP的比率一直下滑，直到2008年起开始强劲增长。巴克莱的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已经开始了。
对于中国官方数据是否低估了个人消费存在争议，但即便就官方数据来说，包含政府消费的情况下，消费占GDP的比率在去年停止下降了。这算得上是一个转折点，但目前只得到很少关注。也许该有个人再给白宫写封信了。
熊彼特专栏：这次来真的了
美国对生意人的吸引力正在消退
美国在日渐衰弱吗?对于一个被认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国家(想想Facebook吧)，这听起来有些奇怪。过去曾有过对于美国衰退的忧虑，尤其在上世纪70年代，但不久美国便重振雄风。但这一次，情势非同小可。
从1999年到2009年，10年间美国几乎每个行业占世界出口额的比率都在下降：航空航天工业下降了36％、信息技术业下降9％、通讯设备业下降8％、汽车工业下降3％。因为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兴起，一些市场份额的丢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即便从绝对值看，也有一些事实值得担忧：私营部门工作岗位增速显著放慢，在那些参与国际竞争的行业这一增长几近停止了。从1990年到2010年间，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增长率仅为2％。
《哈佛商业评论》3月刊的主题为“美国的竞争力”(指国家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一群专家在此刊发表了严酷的评断。哈佛商学院的MichaelPorter与Jan Rivkin对这些观点作出了总结：“美国政府没有处理好美国商业环境的薄弱之处，这降低了国家对于投资的吸引力，并抵消了一些美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另外，有数据表明，美国在吸引优质工作岗位方面也日渐失利。
在美国商业环境相对恶化的同时，阅读《哈佛商业评论》的人收入大幅地提升了。哈佛商学院的Mihir Desai认为两者间是有关联的。高管整体收入中来自股票升值的比率从1990年的20％提高到了2007年的70％。Desai先生认为，这扭曲了高管的动机并催生了渎职行为。只要大市上涨――不管他们自身是否在其中有所贡献――管理者们就能获得巨额报酬。高管们甚至非法地钻制度的漏洞，将丰厚金额中饱私囊。
有迹象表明美国正在为完善高管薪酬采取相应措施。但在政治体制方面却很难说有什么改善。美国的政治体制正被严厉批评：60％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差。
《哈佛商业评论》：为什么差评能促进销售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是一条古老的谚语。各种研究似乎也一直显示负面的新闻会伤及销售。但偶尔也会有―些例外。在被―位有名的网络评论员称其“闻起来就像臭袜子”后，一种每瓶售价60美元的托斯卡纳葡萄酒销售额增加了5％。“窈摆铃”，一种被许多媒体嘲笑的震动哑铃，收获了5千万美金的销售额。古老的谚语不再适用了吗?
沃顿商学院的Jonah Berger等人的研究首次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极糟糕的评价也会刺激销售增长。他们发现，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是否已对该产品有所了解。
Berger等人分析了2001－2003年间近250本被《纽约时报》评论过的小说的销售情况，他们发现，如同预期一样，所有好评都促进了销售，增幅从32％到52％不等。对于已出版过其他书的作者，负面评价造成了销售平均下跌约15％――这也并不奇怪。但对于来自那些相对并不知名作者的小说，差评致使销售平均上升了约45％。
原因是什么?Berger等人的分析表明，只要能让消费者对一本他们本来可能完全不会注意到的书有所了解，即使是最刻薄的评论也算得上是一种帮助。
时间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后续的研究中，Berger等人发现，不管看到评论和作购买决策间时间的长短，负面评价都会对知名作者有所损伤。而对于不太知名的作者，一开始，负面评价会造成一定损伤，但这种危害效应很快就消失了。这也意味着对这类产品来说，在消费者对差评的记忆慢慢褪色后，他们对产品的认知还会逗留一段时间。
此项研究表明压制负面评论并总不是最好的策略。当一个已建立的品牌遭遇危机――或身处一种如汽车一样广告预算和消费者认知度相当高的产品品类时――更聪明的方法是限制差评。但当负面评价能提高品牌认知度时，品牌甚至可采取一些可能引起争议的举措来提高可见度。
《精明理财》：当父母开始接管子女找工作事宜
当年轻人在严酷的经济环境中挣扎，他们的父母开始替他们写简历，追踪他们在Hnkedln上的活动，甚至陪同他们去面试。
在监督孩子做科学实验、给孩子在体育比赛中当教练、帮助孩子写大学申请后，越来越多的婴儿潮一代父母(生于1946-1964年的―代)开始进入下一项：帮孩子找工作。当然，父母一直扮演着电话里给明天去面试的孩子当啦啦队的角色，而许多代孩子都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但是，雇主、就业指导顾问和父母自己都认为，如今父母所提供的找工作帮助简直可以媲美一家专业、成熟的咨询公司，提供从填工作申请、接电话、筛选招聘广告到打扰那些尚未给反馈的招聘者等一切服务。
实际上，直到20世纪晚期，许多子女工作都是由父母安排：进入家族企业或由父母安排当学徒等。但现在的情况却并非是复古潮流――主因还在于糟糕的经济。根据联邦统计局数据，20-24岁的成年人中，有14％是失业人口。就算学历高也一样不乐观：新近高校毕业生中只有53％的人找到了全职工作。这种情况下，父母不得不替孩子们付所有账单：从话费到车贷。这又使孩子对父母愈加依赖。
另外，科技的发展也使父母更容易插手孩子找工作，例如通过邮件替孩子改简历，通过Skype跟孩子进行模拟面试等。对于那些能提供专业知识的父母，孩子的抵触会让他们十分失落。而对于那些没法替孩子提供专业服务的父母，现在有了一个新办法：聘请一位专业的。―个细分行业近年来诞生了，替毕业生的父母提供咨询服务。
一些雇主已经感受到了这些行为带来的变化，许多人认为年轻人得到这些帮助和建议是好事，但很多情况下也会事与愿违。面试时看到应聘者父母可能不会让招聘者感到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