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劳动观成因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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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人向来以工作热情高而闻名于世，并以吃苦耐劳、忠于职守、对企业极端忠诚著称，日本人的这种“经济动物”的素质来源于日本古代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受中国、西方的影响出现的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日本人的劳动观是日本国民素质区别于其他国家国民的重要特征，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关键。

关键词：日本；劳动观；形成原因

日本人具有特殊的劳动观。他们普遍认为，人仅仅求生存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工作，生命才有寄托，当工作之际，才是真正的生存之时，“劳动带来陶醉，工作就是快乐”，劳动即一切，劳动即人生，劳动即生命观念根深蒂固的日本人，在工作劳动中兢兢业业，刻苦图强，被西方人称为“不可思议的劳动癖”和“劳动中毒”。据《战后日本经济起飞》一书调查，日本工人每天平均劳动时间，20世纪初为12～14小时，有时达17～18小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为10～11小时，即使到了1960年，日本经济已有了相当发展，劳动时间尽管已大大缩短，但仍有8，55小时，并且每个工人平均每月加班75小时，西方发达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有这么长的劳动时间。据统计，日本制造业工人每周劳动时间比美国多20％。即使到了1988年，日本人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最高水平之列，每周工作时间仍41.6小时。1989年日本才在国家机关和银行、保险业推广每周五天工作制，以职工平均缺勤日而论，原西德人是21天，法国人是19天，而日本人仅4天，日本人均劳动时间相当于德国人的130％。同时，高龄就业也是日本社会的时尚，1989年65岁以上的老人就业人口占老龄人口的23.8％，这在世界各国是绝无仅有的，梅卓忠夫说：“经济活动源于人们追求财产，但也许日本人有些不同的地方”“们通过拼命劳动，沉溺于经济活动之中而产生一种美的陶醉，这才是支撑日本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活动往往是经济美学中一种唯美的对象。”梅卓的分析道出日本人的劳动观的特点。以劳动为乐趣的日本人认为：工作劳动本身会带来报酬，其中金钱形式的报酬多寡，有公平与否之分，而另一种自然而然得到的报酬，定与工作量成正比，不会被遗漏，也不会被忘记，那就是喜悦的报酬。当你诚心工作时，一定会产生喜悦，这种自然感到的喜悦，是其他任何喜悦也代替不了的。日本人的劳动观是日本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

一、危机意识

众所周知，日本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匮乏的资源不能使日本人的生活得到根本性保障，甚至于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一定的威胁。日本民族意识到：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岛上的自然环境与生存条件是靠不住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发生危机，为了不使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就必须加倍的努力劳作，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把它积累起来，以备急需，并要不断的扩大积累，以此来增强抵御灾害与应对突发事件的实力，这种意识，同时也造就了日本民族勤劳、节俭的优秀品格，

张宗植在其著作《樱花岛国余话》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日本木造房舍的寿命，如果不是寺院或将军豪族的特别挑选的梁柱制造的话，平均只有二十五、六年，也就是一代为止。所以在庶民的生活观念上，不会像中国那样动辄计算到“一劳永逸”的“百年之计”。上一代的房舍，传到自己的一代，已经无法坐享其成，必须重新来改建。即使房子无恙，出于安全和生活习惯的考虑，也会对房子来进行改建，这个小例子反映出日本人基于心理深奠的危机意识，养成了勤劳的生活习惯。危机意识转变成一种求生存、求发展、求进步的劳动意

二、武士道

武士是日本传统社会国民的楷模，其精神境界与人格理想深深印人日本国民的灵魂。武士道是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这些训条并不是成文法典，是一部不言不文却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与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一样。武士的全部教育和训练是以忠义为基础来进行的，而武士的智、仁、勇的品质如同鼎的三足一样，支撑着武士道德的忠义之鼎。一直以来，武士道是非经济性的，它以贫困而自豪，甚至武士道教导节俭并非出于经济的理由，而是出于训练克己的目的，这一状况到了德川时代有了很大改变。

上杉鹰山等一批武士头领，把武士的逻辑变成了资本、经济的伦理，变成了世俗伦理，上杉首先从生活方式上改造武士，让武士自己劳动，提倡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上杉提出“劳动即忠诚”的观念，改变了武士道的非经济性，把武士的日常生活及劳动观念与武士的修行联系起来。把武士道固有的“灵魂的劳动不能够用金银来衡量”的观念改造成为了“劳动是修行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劳动是武士表示忠诚的表现”的新观念。这种改造影响深远，因为武士道在日本人中起到了酵母的作用，向全体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使得日本人把劳动看作是对于国家尽忠的表现。

三、铃木正三、石田梅岩的影响

山本七平在其著作《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中称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是缔造日本的两位思想家。

铃木正三提出了“四民日用”，他把谋生视为高尚的行为，并从心底认为劳动本身就是佛行。他的理想是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工作看作修行，把世法当作佛法，劳动即佛行，一方面，世俗的劳动者若想修佛行、积善果不必专门到寺院中持戒清修，而是在每天的日常劳动中修佛，只要劳动，不论士农工商，都是在修行中，这摒除了原有的只有僧侣才能够修行积善的观念；另一方面，劳动的目的不仅仅是世俗之人认为的求金钱、赚衣食这样的求利、获利，而是为了宗教修行，这种观念的提出和发扬，使得世俗劳动具有了宗教的神圣性。，劳动者为了获得精神的平静就会不停的劳动。

铃木正三的“劳动即佛行”思想对后世影响甚深，使佛教信仰世俗化，确立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重塑了日本人劳动观的精神内核，为劳动奠定了的基础，经过铃木正三思想的发扬光大，日本人认为勤奋的劳动具有宗教的神圣性，每天的世俗劳动不再平凡、卑下，在洒扫耕作、经营店铺这些普通人进行的普通工作中，到处都闪耀着佛性的熠熠光辉。铃木正三开创了独特的禅宗社会伦理。

石田梅岩从儒教教义出发，继承和发挥了铃木正三的思想，创立了商人的劳动道德。他提出，商人必须一心为消费者服务，不能有丝毫的贪欲，不能偏离“为商之道”，只有勤恳地为消费者服务，努力经营，献身于自己身为商人的义务和职业，买卖才能兴隆，而这种合理商业利润不是为个人的享乐，而是为了万民的方便。

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奠基人涩泽荣一把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的劳动伦理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当中，对日本人的劳动道德观进一步做出了明确规定。他认为：一个具有长远观点、明智地、正确地进行规划，并把国家和公司利益放在心上的正直企业家，最终能获得更大利润――而生活的价值在于劳动。

山本七平这样评价道：“当我们读到这些以正三和梅岩为代表的思想家的著作时，就会感到日本站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前列并不出入意料，无论任何国家，只要把所有的职

业都视为佛行，在世俗的业务中发现宗教性的意义，置其他一切于不顾地专心工作，同时把追求合理性视为必须遵守的‘道――伦理’，在实践‘道’的过程中获得良心的满足，并在节俭中获得极大的精神安慰，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本积累日益增多，‘作为结果的利润’达到世界第一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四、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

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日本民族的心理趋同性很强，行为方式也是集团主义的，一个人无法从集体中分离出来，一定要归属于某种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社团，或是整个国家。日本人普遍害怕孤独，惟恐失去与他人交往的联系，结果是他们特别满足于戴着“面具”汇入人群之中。这种集团归属意识是从长期的行为方式中积淀而来的。

就日本的公司而言，公司一方面是最有效率的机能集团，另一方面又是最坚强的共同体。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仅适用于公司种族的共同体原则，不适用于公司以外的人，职员首先加入公司这一共同体，然后再接受作为机能集团的一员的工作训练。在能力上优秀的人如果拒绝参加共同体，他的“功”即能力就不能转化为共同体内部的序列。山本七平认为这种系统是在德川时代形成的，是和传统的日本社会结构紧密相连的。他以德川时代的中小企业主为例来说明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对于劳动观形成的促进作用。

德川时代的中小企业主大多是工匠出身，在一家店里服务多年，最后不要退职金，而是由店主出资设立一个分号，自己从老店伙成为分店主，从老店进货进行销售，一点一点还清老店的出资，然后独立出去。对于学徒来说，尽管目前没有工资，却不会为吃穿住而担忧，因为他们如同店主的家里人一样，如果勤奋工作，总有希望独立出去，成为老厂下属的小企业主，通过自己的努力，会成为和今天的主人地位相同的人。因此他们不仅仅是单纯的工作，而是专心的学习技能，这样就会使所有人产生对工作的热情，同时使大家稳定地在一个地方工作。

山本七平认为日本迅速的现代化正是由于德川时代的这种做法和日本的现代企业沿用这种制度。实施终身雇佣制，使职员一朝进入企业，终身为家，增强职员对企业的归属感，实施年功序列制，着眼于职员对企业的长期忠诚和贡献。以工龄的长短来确定薪金高低和晋级，使职员对企业保持信赖感。在生活福利上，日本企业尽力从职员的需要出发，在幼儿教育、医疗保健、体育娱乐、职员住宅等方面，为职员配套设施，以加强职员的安定感，职员也对企业有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忠诚。他们视企业为家，与企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在企业里，他们如工蜂般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甚至心甘情愿的加班加点，回到家里，仍要抽空为企业的兴衰苦思冥想、出谋划策，以至有工作狂之称，这与欧美职工上完班就万事大吉享受自己的假期是截然不同的，通过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培养了职员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兢兢业业的工作热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五、耻辱感

西嵋荣三郎在分析日本人为什么努力工作时，他认为耻辱感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日本人的行为。日本人如果看到别人在拼命劳动，而自己却在游荡，就会产生强烈的耻辱感和罪恶的感觉，这种感觉起源于“辛勤劳动才好，游手好闲是恶”的思想，就算是一同在劳动，日本人也以败给别人为耻辱，从而产生了努力奋斗的决心，这种出色完成工作的喜悦又化成了一种自豪感，就会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