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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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病故十余年了，手拎包在吊柜的那一个角落也放了十余年了。有时我会想到它在那儿，如同一个读书人有时会想到对自己影响特别大的某一部书在书架的第几排。更多的日子里，更多的时候，我会忘记它在那儿，忘记自己曾经是儿子的种种体会。
十余年中，我不止一次地打开过吊柜，也不止一次地看见过父亲的手拎包，但是却从没把它取下过。事实上我怕被它引起思父的感伤。从少年时期至青年时期再至现在，我几乎一直处在多愁善感的心态中。我觉得我这个人被那一种心态缠绕得实在太久了。我怕陷入不可名状的亲情的回忆，我承认我有逃避的企图。
然而，这一次我的手却不禁地向父亲的遗物伸了过去。近年来我内心里常涌起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倾诉愿望，但是我却不愿被别人看出我其实也有此愿。这一种封闭在内心里的愿望，那一时刻使我对父亲的遗物备觉亲切。尽管我知道那即使不是父亲的遗物而是父亲本人仍活着，我也断不会向父亲倾诉我人生的疲惫感。
我的手伸出又缩回，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把手拎包取了下来。
我并没打开它。我认真仔细地把灰尘擦尽，转而腾出衣橱的一格，将它放入衣橱里了。我那么做时心情很内疚，因为那手拎包作为父亲的遗物，早就该放在一处更适当的地方。而十余年中，它却一直被放在吊柜的一角，那绝不是该放一位父亲的遗物的地方。一个对自己父亲感情很深的儿子，也是不该让自己父亲的遗物落满了灰尘的啊！
我不必打开它，也知里面装的什么——一把刮胡刀。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父亲用那一把刮胡刀刮胡子。父亲的络腮胡子很重，刮时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父亲去世前，刮胡刀的刀刃已被用窄了，大约只有原先的一半那么宽了。因为父亲的胡子硬，每用一次，必磨一次。父亲的胡子又长得快，一个月刮五六次，磨五六次，四十几年的岁月里，刀刃自然耗损明显。如今，连一些理发店里也用起安全刀片来了，父亲那一把刮胡刀接近于文物了。
手拎包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牛皮套，内有父亲的印章。父亲一辈子只刻过那么一枚印章。木质的，比我用的钢笔的笔身粗不到哪儿去。父亲一生都离不开那印章，做工人时每月领工资要用，退休后每3个月寄来一次退休金，每月六十余元，一年仅用数次。
一对玉石健身球，是我花50元为父亲买的。虽然我强调只花了50元，但父亲听说是玉石的，还是觉得那一对健身球特别宝贵。他只偶尔转在手里，之后立刻归放盒中。其中一只他孙子小时候非要拿去玩，结果掉在阳台的冰泥地上摔出一条裂纹。
父亲当时心疼得直跺脚，连说：“哎呀，哎呀，你呀，你呀！真败家，这是玉石的你知道不知道哇！”
再有，就是父亲身份证的影印件了。原件在办理死亡证明时被收缴注销了。我预先影印了，留作纪念。手拎包的里面还有一层，那道拉锁是好的，影印件就在夹层里。
除了以上东西，父亲这一位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再就没留下什么遗物了。仅有的这几件遗物中，健身球还是他的儿子给他买的。
手拎包的拉锁，父亲生前曾打算换过。但那要花3元多钱，花钱方面仔细了一辈子的父亲舍不得花3元多钱。父亲曾试图自己换，结果发现皮革已有些糟了，“咬”不住线了，自己没换成。我曾给过父亲一只开真皮的手拎包，父亲却将那真皮的手拎包收起来了，舍不得用。他生前竟没往那真皮的手拎包里装过任何东西。
他那只旧拎包夹层的拉锁既然仍是好的，父亲就格外在意地保养它，方法是经常为它打蜡。父亲还往拉锁上安了一个纽扣那么大的小锁，因为那夹层里放过对父亲来说极重要的东西——6000元整的存折。那是父亲一生的积攒，他常说是为他的孙子我的儿子积攒的。
父亲逝前一个月，我为父亲买了六七盒“蛋白注射液”，大约用了近3000元钱。我明知那绝不能治愈父亲的癌症，仅为我自己获得一点儿做儿子的心理安慰罢了。那一天父亲状态很好，目光特别温柔地望着我笑了。
但是母亲走到了父亲的病床边，满脸忧愁地说：“你有多少钱啊？买这种药能报销吗？你想把你那点儿稿费都花光呀？你们一家三口以后都不过了呀？”
当时，已为父亲花了1万多元，父亲的单位效益不好，还一分钱也没给报销。母亲是知道这一点的。在已无药可医的丈夫和她的儿子之间，尤其当母亲看出我这个儿子似乎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延缓父亲的生命时，她很大的忧虑便开始转向我这一方面了。
当我捧着药给父亲看，告诉父亲那药对治好父亲的病疗效多么显著时，却听母亲从旁说出那种话，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仰躺着已瘦得虚脱了的父亲低声说：“如果我得的是治不好的病，你就听话，不要再浪费钱了……”沉默片刻，又说：“儿子，我不怕死。”
再听了父亲的话，我心凄然。那药是我求人写了条子，骑自行车到很远的医院去买回来的呀！进门后脸上的汗还没来得及擦一下呀！
结果我在父亲的病床边向母亲大声嚷嚷了起来。“妈妈，你再说这种话，最好回哈尔滨算了！”我甚至对母亲说出了如此伤她老人家心的冷言冷语。
母亲是那么的忍辱负重。她默默地听我大声嚷嚷，一言不发。而我却觉得自己的孝心被破坏了，还哭了。
母亲听我宣泄够了，离开了家，直至半夜11点多才回家。如今想来，母亲也肯定是在外边某个地方默默哭过的。
哦，上帝，我真该死啊！当时我为什么不能以感动的心情去理解老母亲的话呢？我伤母亲的心，怎么那么地近于冷酷呀！
一个月后，父亲去世了；母亲回哈尔滨了。
心里总想着应向母亲认错，可直至母亲也去世了，认错的话竟没机会对母亲说过……
（摘自《似梦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