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like the way I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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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差多态的事物，让一个面临选择的人获得了自由―能在更大程度上左右自己，这种权利带来了一种幸福感。

这解释了为何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在我们的榜单上排名仍然居前。大城市的高房价和污染影响了幸福度，但当你看向每日生活的最微小层面―吃喝玩乐，拥有226家电影院和11.9万家餐厅的上海，可以让你不那么费力就拥有更多的选择。你可以去最近的IMAX影厅看《速度与激情7》，也可以找家附近的小影院看一部简单的国产爱情片。类似的，在这里，从街边不起眼的夫妻面馆到“米其林三星”高级餐厅，从日本菜到东北菜，想吃什么总是有的……

城市的胜利在于，足够密集的人口带来了一种规模效应，它可以滋养丰富的物质形态，而其成本被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居住者分担，让生活本身有了多样性，从而实现了一种文明。

这是我们“多样性指数”的逻辑所在。当我们讨论年轻人的幸福感时，更着眼于考察这座城市中一些基础设施的丰富度，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很微小，集合却很庞大，样本的影响力甚至胜过大机构和大公司，因为它们是在居民的生活中自然沉淀形成的。精力充沛且处于社交需求旺盛期的年轻人总是希望他们的365天都可以过得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些提供了最多选择的城市，也总是集中了最有趣的年轻人群体。

在此方面，我们综合利用了大众点评和优酷这类网站的一些基础数据。用优酷数据的逻辑在于，我们认为“宅在家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选择―窝在家里看美剧或者纪录片，以一种安静而自我的方式满足娱乐需求。借助优酷提供的各城市每天（以2015年4月5日为例）的播放总人数、播放总次数和播放总时长这些代表视频网站用户活跃度的数据，我们定义了每座城市对于“宅”的接纳程度，这种包容性给了年轻人更大的自由度。

很多城市对大众点评这样的工具十分依赖。除了利用它提供诸如餐厅和影院的基础数据，这个平台也正在进行数据整理，比如人们在各类娱乐项目上表现出的关注度。“关注度”是对所有用户的搜索、浏览、交易及评论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后得出的指数值。

我们发现，关注度日均值排名靠前的城市与其在餐厅和电影院上的多样性基本呈正相关―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人也容易受到选择太多的困扰，从而习惯于借助技术来帮助他们做出选择。

在这一指数上，新一线城市正在迅速追赶北上广深。比如，从餐厅的数量看，成都和重庆的餐厅总数已超过广州和深圳―尽管其餐饮的丰富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除了数量，人均拥有的餐厅和影院也是一个参考，当现有的数量不够满足更多年轻人聚集带来的需求，也会刺激更多供应方的出现。

咖啡馆的数量可以用来观察一座城市的创造力。嘿，你现在能Catch上我们说的吗？

就像很多创业公司诞生于车库，你一定也发现了，咖啡馆文化与创新总是如影随形。这背后有一套说得通的逻辑。

创意是创新产生的前提，但它很难产生于制度森严的办公室，也不可能发生在宽大的会议桌上。而一切灵感假如只是孤岛也没有任何意义，它需要碰撞和交流―人们要跳出盒子思考，必须有个能放松、面对面表达观点的环境，这就是咖啡馆了。

你当然不能把它当做判断创新的充要条件，比如，厦门有1663家咖啡馆，但我们还不能断定它因此就是最创新的城市。不过至少，你可以判断它已经具备了一个创新的氛围和基础。自下而上的交流滋生了亚文化―我们通常用文艺腔或小清新来形容它―游走于各种主流文化之间，就像蜜蜂给花朵授粉一样，能促进一座城市创新网络的形成―因此，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创新能力往往不是人口倍数的差距，而是呈指数级的质变。

我们把一座城市的开放度视做重要指标，在于它创造了亚文化的温床。年轻人探寻创新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的同时，也获得了幸福的感觉。

除了咖啡馆，其他几项类似的因素也被我们计算进来。

外来餐饮的占比和结构是一个有趣的数据。更多的西餐厅、日本料理、韩国料理或是东南亚餐厅能够在一座城市中生存，通常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在口味上不那么保守，更能接受外来的餐饮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城市对不同口味的外来餐饮的接受度会受到城市地理环境的影响。比如东北和山东的城市几乎都能零障碍地接受韩国料理，日本料理则在东南部的沿海城市受到更多的欢迎。

不过城市能够包容和接纳的外来事物终究有限。当年轻人的好奇心持续膨胀，就会有更强的动力想要出去看看。

我们将自由行定义为一种最适合出去看看的旅行方式。去哪儿提供了一份机票订单的排名，根据订票时用户的IP地址所在的城市，它对所有起飞时间在2014年十一黄金周的出行高峰期（9月30日至10月3日）内的机票订单进行了汇总。

由于统计的时间段为每年旅游出行的最高峰之一，这一机票订单的数据可以大致反映出选择自由行旅行方式的用户分布―几乎不会有旅行团在去哪儿上预订机票。以出票最多的上海的订票量为100%计，你可以在下页的图表中看到其他排名前10的城市的相对出票比例。

另一种看世界的方式是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集中的用户会更倾向于将互联网用做满足好奇心的工具。当一个城市聚集了更多这种类型的年轻人，那么这座城市就会更像是一块巨型的海绵，不断地吸收外来的文化和知识，也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有更强的吸引力。

领英提供给我们的城市海归数也被放了进来―这些视野广阔的年轻人，已替我们对一座城市的开放度和包容度做了判断。同时，这项指标也能从侧面体现一座城市对外资企业和类似领英这种新鲜职场工具的接受度。

你也可以从这一指数来理解我们的整个幸福榜单。好奇心是年轻人最可贵的特征，而他们往往习惯于借助无边界的互联网去看世界。一座城市所拥有的这样的年轻人越多，它的创新前景也就越有看头。

效率意味着生产力。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机器，它每天要运送大量通勤人口往返于办公室和家之间，为他们的生存提供足够的食物，又要迅速处理完产生的垃圾。在这些基础之上，城市还得应付更多人享受好生活的各种需求。

更为关键的是，效率的提升也带来了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一点让年轻人产生了幸福感。

100多年前电话和无线电技术的发明就是在城市对信息流动的需求下发生的。而现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效率改变将年轻人的精力从那些琐碎事情上解放了出来。

中国城市的运行效率最近的一次明显提升是滴滴打车和其他叫车软件的出现，它解决了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信息不对称。尤其在那些“打车难”的城市，当你出门前先打开滴滴打车的App，提前叫好车，在路边等车的时间就节约了下来。同时，出租车的空车率下降，城市中的交通运行效率得到提高。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更远途的出行上。在习惯了使用去哪儿、携程这样的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之后，你可能已经不记得过去要去到机票点现场预订机票，或是在旅游旺季得打很多不同酒店的电话才能订上房间是多么痛苦的过程。而效率更高的是将这些预订的行为更多地转移到手机上，也许在餐厅等着上菜，或是坐在地铁上，你就已经顺利地安排好了下一个假期。

去哪儿将一年内通过手机或平板设备至少成功下单一次的用户定义为移动端活跃用户。从它提供的数据来看，多数城市在过去两年的移动端活跃用户的年增长都在5倍以上，一些城市的这个数字可以达到10倍。

电商带来的变化更早。根据国家邮政局的统计，在2013年，中国的年人均快递使用量约为6.8件，比2008年的人均使用量增加了6件，并且每个人平均一年花费在快递上的支出达到了106.8元。在快递行业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更多人已将在线购物视做首选的消费方式。

在京东这样更偏重B2C业务的电商平台上，人们的购物行为更像是在替代逛实体超市或是家电商场的过程。密集陈列商品的页面和筛选功能可以让购物决策的速度更快，商品的流转效率也会提高。

在提高效率的结果上，与电商伴生的在线及移动支付已超越了它们最初诞生的目的。稍远一些的是如何在3秒内给朋友转账，或是将支付宝余额变成理财产品本金这样的命题。最近的则是支付宝又推出了一个“城市服务”频道，那些过去需要跑腿或等待的琐事，又一次被移动支付干掉了。

便利会让中等收入的人和穷人生活得更舒适，这种舒适性也产生了幸福感。

相对而言，大城市更容易提供便利，比如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务，但它们也总在试图摆脱穷人和贫民窟―这是一种悖论。不过，一座城市要保持活力，必然要引入外来人口，维持便利度是必不可少的一点。对新一线城市而言，假如它们能提供接近于大城市的便利度，人才就会发生流动。

当你问起久居在上海的公司人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好感有哪些时，步行5分钟范围内总可以找到一家便利店会是不少人的回答。这座城市拥有全国总数最多的便利店和超市，但由于其常住人口数量较多―这意味着人均可获得的便利店变少―按照人均计算时，它只能排到第20名。

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新一线城市的零售店质量还不足够好，但数量却追赶得很快。那些24小时营业，足以提供你一整天日常消费的便利店，足以满足年轻人对城市便利度的需求。

与之类似的，年轻人也同样期待能在居住的范围内拥有足够多的餐厅。与多样性指数采纳的餐厅总数不同，在便利度指数里，我们更看重一座城市中平均多少人可以拥有一家餐厅，它们决定了你是否能就近吃到饭。

需要指出的是，像三亚这样典型的旅游城市，在餐厅的人均拥有量上会显得突出，但要是考虑在旅游旺季涌入的游客，这里的便利度所能提供的参考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

随着电商在年轻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线上购物的便利度也应当被纳入对一座城市生活便利度的考量范围中。在京东这样有自营物流的电商平台，下单后当日可达的城市会比那些要经过层层物流的转运、需要两三天才能收到包裹的城市在电商体验上高出不少。

这里我们采用的京东电商基础设施指数主要从电商购物行为的结果端来倒推，它是通过京东2014年在不同城市的订单量排名，以及京东优势的标品类产品在不同城市的偏好程度计算得出的。

城市也会老去，并非因为时间，而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怎么娱乐即打发时间，反映了居民对生活的态度。假如上一代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则可能意味着年轻人比例很低，或者他们也失去了活力。这样的城市必然暮气沉沉。

这样的城市最可能出现在一些过去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它们曾经聚集了大量的工业人口，但长期困守在工厂的堡垒中，极少接触外部世界的变化，让这类城市中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停留在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

我们承认这样判断难免主观，但把足疗洗浴与运动健身比较，我们更赞成年轻人对后一种更喜爱―怎么说呢？从积极心理学角度，运动、户外郊游（接触自然）、购物逛街，这些行为更容易让人产生正能量，相关科学实验也证明，积极的心理及生活方式对人的幸福感有直接作用。

同样是来自大众点评在休闲娱乐项目上的数据，在经过项目的细分后，我们为运动健身、户外郊游、逛街购物等项目赋予了较高的正向分值，同时将足疗按摩、洗浴等已经老去的生活方式视为不够良好―将不同项目在每个城市中的关注度排名乘以这些项目各自的良好度权重后，得出了一份城市良好生活指数排名。

需要说明的是，KTV和泡吧是两种通常被认为属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在计算中也为它们赋了负值。原因在于，与阅读或运动相比，这类纯粹打发时间的娱乐活动很难为生活带来放松之外的提升，并且从年轻人追逐的潮流看，它们也已经属于过去式。

与我们的判断相符的是，包头、平顶山、鞍山这些资源型的重工业城市，在良好生活指数榜单上表现糟糕。与它们境况类似的，还有那些过去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但近几年很少与新兴行业产生联系的地方，比如东北。

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在良好生活指数上的表现，普遍弱于城市规模相当的其他地区城市。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这不仅意味着对年轻人吸引力的下降，也意味着经济活力的丧失。

城市的老去是不可逆的。一旦年轻人抛弃了一座城市，他们就不会再回来。曾经是美国第五大城市的底特律在最近几十年中人口迅速减少，不断离开的人口使得这座过去辉煌的“汽车城”变为一座空城，并在2013年年底宣布破产。

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年轻人还在持续地涌入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这些城市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们能够满足并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

综上所述，在下一个对开页面的图表中，你能看到在年轻人在幸福感上排名最靠前的20个城市。北上广深依然牢牢占据着一线城市的位置，列为“新一线”的16个城市则与2013年12月9日出版的《第一财经周刊》中，首次推出的15个新一线城市略有出入。

上一次的城市排名所侧重的城市商业魅力更多表现一座城市在当下的发展状况，而它们是否让年轻人感到幸福，则决定着它们的未来。

诞生于1850年代的恩格尔系数恐怕解释不了新一线城市里的新现象。对于一个标榜自己是“吃货”的年轻人来说，ta的恩格尔系数可能较高―理论上这代表更穷，但我们倾向于认为ta对生活的满足度更高。

通常来说，选择更多样、价格更低，容易催生人的幸福感。而在我们计算了上述五大指数后发现，排在最前面的城市，其人均消费次数和单价往往也偏高。这一平均价格不完全代表当地的物价水平，更应视做对性价比的追求―年轻人愿意为品质好的东西付什么价钱。他们在这个领域花得越多，也代表一座城市为年轻人提供的生活品质更高。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计算中所涉及的消费力，指的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微小消费层面，而非车子及房子这种大宗消费。后一种消费力，无论是在二战后的美国和日本，还是当下的中国，是GDP快速增长的产物―随之而来的攀比心态、环境破坏及生活压力，反而降低了幸福感。

相反，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微小消费―“吃货”式的消费，体现的则是年轻人愿意花多少钱来买一种生活方式的满足感，比如偶尔花两三百元吃一顿大餐，或者买一张160元的IMAX影厅的电影票。与恩格尔系数涉及的家庭精打细算不同，年轻人的“吃货”行为，通常与社交及接触新鲜事物相关，这一消费力应理解为一种支付意愿。

我们曾试图比较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各项消费的平均价格，及在线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并无规律可言―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年轻人消费力的影响并非线性。

另外，考虑到支付能力是由不同城市中所有年龄层的消费结果导出，我们并没有将它纳入到城市对年轻人吸引力的五大影响因素中。但在计算整体榜单时，它同五大因素一样是体现年轻人幸福感的一项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