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劳动力质量的均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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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劳动力供给和“人口红利”开始发生变化为基础，阐述与分析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指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边际效率逐步递减的趋势，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具发展空间。本文还指出，在我国高速的经济社会进程中，三次产业产值与劳动者结构存在着“非均衡”，以及呈现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的反向变化，构成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条件。为此，我国需要像资本投入导致技术水平层次的变化一样，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质量，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经济增长 生产要素 劳动力质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051-05
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也面临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和约束条件。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我国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三是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预测达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1] 这个预测和现实也表明，“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已经开始出现转折点，有利的“人口红利”决定劳动力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因此，与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劳动与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动因相关联的“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等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一、 资本、劳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析
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土地（或自然资源）是进行任何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是进行生产的载体，是体现劳动者本身的资本；资本是用于投入生产或经营、用货币表示体现在物质方面上的财富。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认为，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增加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国民产值函数的“残差”(residual）因素也在起作用。实际上，这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人们称其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TFP)。
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提高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如，前苏联曾经一段时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其经济增长是依靠生产要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微小并呈现日益降低的趋势，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在20世纪50-7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9%。在这个增长率中，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份额为负数。资本和劳动力对增长率的贡献中，有大约13%被生产率水平低下而产生高投入低效率。改革开放后，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8-9%左右，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大大提高。在这一期间，我国逐渐步入世界市场资源配置轨道，扩大对外开放和提高贸易依存度。如，从1978年贸易依存度为9.8%，提高到1985年的23.1%，1995年的40.2%，以至2006年的70.8%。在1979-1984年期间，全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只有41.04亿美元，2006年则达到735.23亿美元，增加了18倍。由于大量物质资本投入和贸易扩大，逐渐提高技术层次，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所造成的人口红利，我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高速增长。
《世界银行报告》（1999）对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在此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9.5%的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对此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为16%，全要素生产率为30%。10年后，国内学者李善同等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前景分析》[2] 中的分析较为客观，认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5年，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因。按照索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算”分析方法，① 测算出我国1978年以来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结果如下。
过去25年中，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是资本投入与资本积聚。1978-2003年资本平均增长速度为9.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3.2％，导致GDP年均增长9.3%中近6个百分点。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渐减弱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劳动力的增速明显放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到10％以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成为继资本之后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虽然部分时期较低，但整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基本接近30％，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水平。过去20多年，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率产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重新配置，促进了整体生产效率的改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促进了效率的提高；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以及自身的技术创新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教育水平改善了劳动力要素的质量等等。
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边际效率逐步递减的趋势，提升空间有限；面临“人口红利劳动力结构即将结束”以及资源与环境等约束条件下，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劳动力质量提高具有发展潜力空间。由此，我国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中“从技术层面上加大自主创新、从劳动力层面上提高劳动力质量”成为现实的必要。
据资料，2006年我国GDP增长10.7%，达到20.9407万亿元。从总量上看，这是我国GDP首次突破20万亿元；从经济增速上看，10.7%创下了自1995年以来的新高。但是，三次产业产值与劳动者结构存在着“非均衡”，以及呈现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的反向变化是未来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
（一）三产产值与劳动力构成比重的“非均衡”
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在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均衡的，三次产业的GDP比重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基本趋于一致。从GDP分布结构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第一产业比重均在3%-5%以内；第二产业比重一般为3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多为65%以上。相应地，劳动力结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与产值结构基本相似，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均衡的、先进的结构水平。目前，我国约有近一半的劳动力还在从事传统而低产值的农业生产。一方面，尽管50%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15%左右，却为中国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50%的劳动力仅创造了15%左右的GDP，低水平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产值略超过50%，但它所吸纳的劳动力却仅占22%左右，即“22%劳动力创造50%GDP产值”。这既不是我国工业总产值虚高，也不是工业生产效率和运行质量提高的结果，是资本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和GDP增加的原因所在。我国三产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均衡”（见表2）。
有关专家称这种现象为“产值工业化”。[3]“产值工业化”最现实的注释为，工业经济增长中数量扩张大于质量提升，主要为资本要素的增加而带来的GDP增加；GDP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先进性没有凸现和劳动力质量需大大提高；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在“产值工业化”的背后劳动效率、节约能耗、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大力改善的问题。产值工业化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前的准备阶段，直接关系到技术层次升级、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劳动力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
（二）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弹性的反向变化
在技术与资本不足的前提下，增加劳动力数量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增加，劳动力质量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弹性呈反向变化趋势，即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逐渐扩大。经济增长的劳动弹性系数是可以测量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衡量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关系最常用的指标。它是指劳动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即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劳动增长的百分点。用公式表示为:E=L′/G′，其中E为劳动弹性，L′、G′分别为就业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人们可以用劳动弹性来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果，间接反映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
据统计资料，我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41.7%上升到2004年的57.9%，“人口红利”直接的反映是大大增加了劳动力数量。1953-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弹性系数达到0.397的数值，技术与资本的投入有限，劳动力增长贡献大。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进一步增大到0.541的水平,其后逐渐减低；90年代后减低趋势明显，减低到0.108的水平。2001-2005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为9.58%，但劳动弹性系数仍在减低，达到0.078的水平。上述数据说明，我国在技术装备陈旧落后和资本缺口大的情况下，劳动增长率增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的技术装备的进步、资本集约度的提高，提高劳动力质量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
三、 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质量的均衡关系
经济增长方式所决定的，劳动力质量的需求是不同的。粗放型或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劳动力质量以及技术应用存在差异。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存在反作用，存在着高劳动力质量与高经济增长质量均衡与递进关系，如出现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GDP增长率与劳动弹性的相对“均衡”，三大产业产值与劳动者就业结构一致；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和劳动力质量也相应提高，进而提高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一）资本投入与技术水平层次的变化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和资本投入导致技术水平层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结构内部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升级特征。这些技术升级和技术层次的变迁，由物资资本投入完成和可以直观看到发生的变化。从不同技术水平工业部门所占产出份额来看，高技术产业由1993年的不到10％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20％，增幅达到14.9个百分点。而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的份额则有大幅的下降，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从28.7％下降到23.1％，下降5.6个百分点；低技术产业从17.7％下降到9.2％，下降了8.5个百分点；中技术产业的份额则变化不大，略微下降1个百分点。① 见表5。
表5说明，资本投入不同，技术层次的变化趋势是高技术与低技术比重的变化，低技术资本投入持续降低，高技术资本投入持续提高，中技术资本投入基本维持不变。与此相关联的，以物质资本投入的变化带动技术层次的升级，带动对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质量的市场需求。
（二）资本投入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与上述同理，一般低技术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成本不高，投入不大；拥有中技术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需要继续维持投入，因为它涉及面广，这是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关键；同时需要不断加大对高端技术蓝领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投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一般而言，物质资本投入与产出是直接的关系；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是间接关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进程看物质资本的投入要先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从效果看物质资本投入的“政绩”要直观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但从社会效益看人力资本提高是转变经济增长的关键。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他认为，人力资本就是人口质量投资，是一种能力资本、人力素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其二，人力资本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发挥着相互替代和补充作用；其三，“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素质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少，人力资本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在经济社会中，劳动力质量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素质、态度和技能应用等。无论是社会或个人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既体现劳动者本身的资本，也体现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发挥着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的作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如系统接受教育、岗位与技术培训、继续教育和企业文化的认同等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去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提高经济质量。
在对深圳人口总量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问题上，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深圳常住人口数量增速与经济总量、工业总产值的增速相比呈逐渐下降趋势，表现为对数曲线。1978-1989年深圳经济总量每增加1万元，就要增加1.41劳动力；1989-1994年为0.288劳动力；1995-2003年为0.175劳动力。1979-199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万元，就要增加1.07劳动力；1994-1999年为0.233劳动力；2000-2003年为0.140劳动力。从总体上看，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逐渐下降的，这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机资本与技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生变化的表现。否则，深圳GDP总量的增加与劳动力数量的同步增加，将是深圳各项资源条件难以承受的。[4] （P164-165） 上述说明，人口、劳动力数量与国民经济产值呈现对数曲线，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反映，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所要求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因中变劳动力数量为劳动力质量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1]蔡P. 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Z]. 中国经济报告，2006-11.
[2]李善同，侯永志等.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前景分析[J]. 管理世界，2007，（2）.
[3]董登新. 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增长[Z]. 发表于“财经博客”董登新个人专栏，网址为.
[4]胡振宇，刘鲁鱼等. 深圳的全面创新与和谐发展[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