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本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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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研究已逐渐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中热门的研究方法，然而对文化研究的盲目热衷和想当然的误解，致使从文本研读向文化研究转向中，出现了关注文化语境而忽视文本阅读的现象。只有以文本研读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与以文化语境研究为重点的文化研究相结合，关注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与本文的内在联系，才能使文化研究有利于中国的文艺研究。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学研究；文本研读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2-042-03

作者：康艳琴，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师，文学硕士；湖南，娄底，41700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随着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时尚热门的研究方法，传统的主要从文本研读的审美角度入手批评研究的理论方法式微，当然引进这种研究方法对学界拓展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好处，但一窝蜂的投入其中并乐此不疲，抛弃最能体现审美意义的文本研读，不可不谓舍本逐末、杀鸡取卵。因此只有正确认识文化研究的深层含义以及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才能使文化研究对中国的文艺研究产生真正的促进作用。

文化研究本不是在中国发源兴起却在中国大行其道，然而中国的文化学术界从一开始就对文化研究有着模糊的认识。一般认为，对文化研究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其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也颇有不同。其一，在注重实证性的考察和分析阐释的基础上，对当代文化现象作出价值判断和批判性分析外。与传统的文学批评不同的是，它的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近似，其理论来源来自系统论和知识考古学。其二是广义性质的文化研究，即文化语境的研究，把问题放在更加开阔和复杂的文化背景下考察，关注日常生活、消费、物质、媒介等等，表现为从文本突围和跨学科性，其理论来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更多的学者持后一种观点，正如唐小兵在《再解读》导言中说：“文学批评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学考察等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总之，这两种研究说到底仍然是精英文化的研究，实际上这两种理解与文化研究的本意有着很大的出入和误解。文化研究自40年代在英国逐步出现以来，最突出的特点是从文学到文化的跨越，即从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化的演变。文化研究发展到了60年代，更为关注当代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到了80年代后期，文化研究则包容了各种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现象占据了英语文学和文化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国内的文化研究与发源地的文化研究意义迥异的现象?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曾经在学界争论不休的“文化”概念入手，“文化”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没有人能明确的给它下过令人信服的定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文化是特殊的，具体的，“文化”是以有别于他人为前提的一部分人的共性。由于文化的这种特殊性，而且它又是后天习得的，才有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补的必要和可能。因此在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也得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方法，如果不加分析就移植别的理论，因为语言、环境和传统的差异，国内学人对文化及理论的理解也不同，如果盲目使其本土化，进行中国化的再解读，误读和误解当然不可避免。

针对西方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热和文化热，特别是文化研究被学界盲目吹捧和广泛的运用，特里・伊格尔顿发表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文化主义加大了有关人类生活所建构和破译并属于习俗的东西的重要性。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在我们这里――属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现在似乎却日益进口到中国以及其它一些‘新崛起的’社会。”他对文化主义在其他国家成为热点的分析也正是国内文化研究为何兴盛的原因。在他看来，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必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统统引进自己的国家，否则便会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下，传统的文学研究和最能体现文学审美的文本研读就成了无关紧要的“鸡肋”，更多的学人投入到文学作品的文化大语境下来分析考察并进行漫无边际地拓展，而更多的来自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和传播学界的学者则走得更远，他们把文化研究推到了另一个极致，使其远离精英文学和文本的研读，专注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以及大众文化和传媒研究。文化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极为广泛，甚至包括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照相术、音乐、杂志、青年亚文化、学生文本、批评理论、戏剧、无线电、妇女文学、电视等等。以“文化研究”的策略和方法展开的具体研究原来已经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境地。

存在就是合理。文化活动确实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引入这样一个视角使文学研究能够参与到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思考，这样就使文学这种精神产品能与整个时代和社会建立更多的联系，对纯文学研究来说，也确实增加了文学研究的活力，拓展了研究视野。不可否认，文化研究为文学评论提供了新的思路，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是无法令人乐观。特里・伊格尔顿总结道，“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他的这种警告实际上起到了对文化研究强烈冲击“纯文学”研究现象的有力反拨作用，对于人们重新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认识文化的价值以及文化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无启迪。

这种滥用文化概念的现象确实存在于包括中西方在内的文化批评界，温儒敏从文化研究的现状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忧思，他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空洞化”现象》的文章中，认为近年来的“文化研究”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但也有负面的影响甚至杀伤力；在文化研究成为“热”之后，文学研究历来关注的“文学性”被漠视和舍弃了，诸如审美、情感、想象、艺术个性一类文学研究的“本义”被放逐了。文学的审美诉求在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还有地位吗?文本研读在今后的文学研究中还有价值吗?这些不能不说是令所有学界人士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要分析上述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在90年代中国为何会有如此多的评论者热衷于文化研究。我们知道新时期以前，文学是依附于政治，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但新时期以降，缘于对极端政治化倾向的着力反拨，学界提出了“纯文学”这一观念。呼唤“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赢得“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新时期重新 提出这一口号，其潜在动因应是旨在颠覆政治重负已不堪承载的主流文学传统。他们欲消解的不只是某种文学观念，亦涵括了这种观念背后所矗立着的文化权力。“纯文学”观念的提出包括研究角度的改变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它提醒我们更应该关注文学的自身，对文学的批评应该从“纯文学”的角度，从文本阅读开始。但问题出在有些“纯文学”的倡导者渐次矫枉过正，片面强调所谓的文学“纯粹性”，剥离历史语境，全面摈弃政治。然而我们也知道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化语境并不是没有任何关联的，片面地提倡“纯文学”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境况下，文化研究就得以有生存发展的机遇。其实说到底，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拓展了的文学研究，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的孕生运演，本来就包含在其所属时代的特定文化构成之中，解读文学文本仅仅拘守在其本文，而不重视其产生的整个文化语境，这样的文学研究和文本的研读显然是单薄和狭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着眼于推进文学研究，能做和该做的事情的确还有很多，从文本的再解读，到社团流派的新观察，再到文化社会史层面的史论史著的重新构造，只要与具体的文本结合，都能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

不少学者主张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文化领域，杨义先生就提出“大文学观”，他认为“在新的世纪之交考察文学进程的内在逻辑和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有必要创造一种‘大文学观’”。也就是“文学与文化缔缘”。真正的要使文化研究能与文学研究相融合，使西方的文学研究理论做到本土化，应该在不放弃文学本位的前提下，将文学文本的周边因素充分纳入考虑。这样对于提高文学研究的学术含量，丰富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无疑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以文本研读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与以文化语境研究为重点的文化研究能互相融合和促进吗?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文化语境的重视会使研究者放弃或者忽视对文本的精微的解读，那么对文本的鉴赏和品评被迫让位于文学“背景”的考察，这样的研究成为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卡勒曾经对这两者有过明确的界定：“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因此，文学研究还是应该着眼于具体文本的内容和形式，而文化研究也只能是在内容和形式的基础上，关注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与本文的关系，才能使文化研究有利于中国的文艺研究，对中国的文艺研究产生真正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