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集协:反正说是要尽快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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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只收了3000家KTV的版权费。20lO年，我们开会定指标定的是要收3.8个亿
对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下称音集协)而言，1月25日是个重大的日子。这一天，音集协第二次权利人大会通过了《全国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方案》。根据方案，1.2亿元的版权使用费将下发分配。
正是这个分配方案，给音集协带来了铺天盖地的质疑。
从分配比例上看，方案确有出人意料之处：扣除税费和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系统8％后，50％用来支付成本(其中音集协提取23％，运营公司天合拿去27％)。剩下的50％才用来支付给音乐权利人。
不少评论认为，抽取半数费用作为管理成本，如此比例，甚至比民间讨债公司收得还高。拿走27％版权费用的天台公司，则因为其最大股东是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系文化部的直属局级事业单位，其特殊身份也同样引发质疑。
音集协提取23％的管理费用，有何依据?按本次可供分配金额1.2亿元计算，23％高达2760万元，音集协有多少工作人员?又做了哪些工作?
就这些疑问，本刊记者、专访了音集协副总干事、卡拉OK版权运营中心副主任吕文举。
不是协会拿走23％
《望东方周刊》：具体分配方案是怎样的?
吕文举：累计收了1.7个亿，可供分配的是1.2亿。2007年，我们从各地KTV收上来626万元版权费，这个数字到2008年度变为4678万元，再到2009年，1月到9月，收了6778万元。我们现在的分配是分到2009年9月底。之后的收入要对好账后再进行分配。
1.2亿怎么分，首先要扣除营业及附加税，这大约是5.5个点，还要扣除文化部“全国娱乐场所阳光工程”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监管平台8％的费用，剩下的才能进行分配。具体是23％给参与投资的音乐权利人，27％给天合公司。这就占去了一半。所有音乐权利人，只能先分另一半。
《望东方周刊》：之前的报道说是协会要拿走23％?
吕文举：这是角度问题。实际上是参与投资的音乐权利人拿走23％，不是协会拿走23％。
《望东方周刊》：参与投资的音乐权利人，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吕文举：协会成立的时候没钱。但是，协会运作又确实需要钱。我们这个社团维护的是私权，国家不会给一分钱。于是我们找音乐权利人，想从他们那儿筹钱。另外，任何集体管理组织，要想获得运行资质，都必须管理本行业61％以上版权。这是一个国际惯例，否则你就没有代表性，没有运作下去的资格。所以，我们一定要拉音乐权利人加入协会。要是权利人都不来，协会就歇了。于是我们拼命游说，“到这儿来吧，这儿是权利人的娘家”，权利人在协会的平台上凝聚起来，改变过去的弱势，取得平等协商的地位，自己的事自筹自支自己干。
从协会筹建时起，我们一直和音乐权利人沟通、协调。说实话，谁愿意做这件事，谁又愿意和我们合作!这个过程很痛苦。音乐权利人和我们说，在中国，你要想解决卡拉OK正版化的问题，简直是痴人说梦。不过我们还真是动员到了大部分音乐权利人。他们愿意把权利交由我们去管理，不为过去，不为现在，为了未来干。截至2009年12月31日，这些权利人总计投进去3.6个亿。
现在协会的工作，包括去向KTV维权，都是自己干的。这个钱哪来，都是音乐权利人凑份子。但是，人家投钱给你，一定会有条件，绝对不能白干。于是权利人开会，初算了一下，就有了这么一个约定，要把未来版权收益的一半作为成本，逐年回收。
《望东方周刊》：那么，协会到底拿了多少钱?
吕文举：协会秘书处10个人左右，每月30万，累计720万，是由音乐权利人垫付的，都不是活雷锋，都要养家糊口。
天合公司也很难
《望东方周刊》：23％这个比例，会不会在全部投资回收完成后下降?
吕文举：收回投资之前，这个比例会一直维持。收回之后，这个比例会变成什么祥，得由权利人开会来定。我觉得，收回成本之后，权利人也不会说就一分钱不要了。你还得让人家赚点钱吧，人家花了3.6亿，你只让他们收回成本，一分钱没赚的话，当初他们还不如拿钱去炒楼呢!
《望东方周刊》：找到这些音乐权利人筹钱很难吗?
吕文举：太难了。钱花起来像流水一样。除了协会日常开支，还有大量的钱要花：曲库建设、维权、宣传、许可、铺设网点……中国这么大，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呀。
在中国做正版，根本不是那么容易。不是你跑去和KTV讲，按照法律规定，集体管理组织有收费的权利，然后给他看收费依据，他们就会排着队、争先恐后来交钱。这不可能。我今天晚上让你去夜总会，你明天晚上之前要是能给我拿回来100块钱，我就算服你了。不把你灌醉，或者打你一顿，就算幸运。
坦率地讲，这件事情谁都没做过，对于能不能做好，谁都没底。我接触到的音乐权利人和我说，过去几十年，他们的权利一直受到损害，也不知道因此损失了几十亿还是几百亿，反正KTV都在白用他们的东西。像中国唱片公司，我接触他们的时候，工资都困难，对我说：你还让我投资?几十年的钱都收不上来，我还投?我有病呀!
《望东方周刊》：版权费也不好收?
吕文举：版权费由天合公司去收。真的很难。天合公司要负责搞公关，搞市场推广。其实就是上门去，找到KTV，拿一小册子和他们说，你们用了协会权利人版权，你们得缴费。人家看你一眼说，没空，等着吧。于是等到后半夜三点。KTV下班了，天合的人再去和他们讲……这个KTV要是再不配合，天合就只能报给协会了，协会再组织人去维权，去拔钉子户。
单单拔这些钉子户，去年协会就打了1000起官司。官司其实都能打赢，可是，雇律师要给律师费，去法院要给立案费，你算算这要多大的成本。官司打赢，还有执行的难题。真有KTV耍赖，就是不给你钱，地方法院如不执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买菜得花钱，买调味品也得花钱
《望东方周刊》：天合公司因此要拿走27％?
吕文举：选定天合既节约了权利人开支，又多了份支持，对于天合拿走27％，音乐权利人是很服气的。天合很难做，起早贪黑，看脸色，挨骂，被打，甚至挨刀子；还要协调地方的文化、版权、公安很多关系，都是求人的事，都很难办。这27个点，大家不觉得有问题，打工拿钱嘛。没天合这么拼死拼活地干，音乐权利人―分钱也拿不到。
天合去年花了4000多万，再加上200／年、2008年的支出，你算算是多少钱?现在他只拿走27％，连持平都做不到。我们现在只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以及部分计划单列市铺开网点，下一步还要在地级市铺开。天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在地级市铺开的话，每个月成本就
要520万。
《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未来协会的工作会更繁重?
吕文举：覆盖面一定要继续扩大。否则那些已经交费的KTV会问，凭什么就我们交，他们不交，老子以后也不交了。前几天开会我们还讨论这个事。会上我们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和各个地市的律师事务所合作，但是不给他们开工资，让律师去给我们收，收上来以后给他们提成。收不上来，要打官司，也让律师先垫着，等官司打赢，律师从收上来的钱里提成。
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家KTV，有说10万的，有说8万的，我估算5万家靠谱些。我们现在只收了3000家KTV的版权费。2010年，我们开会定指标定的是要收3.8个亿。我估计这会比较难，但完成3个亿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市场空间大。
《望东方周刊》：此起三年前，现在的工作更容易还是更难了?
吕文举：大型、连锁的KTV，工作做起来不难。我们之前做的3000家，多数就是这一类。像钱柜，你跟他一谈，他立马就交。因为像好乐迪、钱柜这样的KTV，在台湾他们都交。就像你炒菜，买菜得花钱，买调味品也得花钱。还有，相比台湾的KTV版权费，大陆多便宜啊。像钱柜，排队的人多到什么程度?他们一个小时收180，我们一个小时才收4块钱，钱柜和我们讲，一次陛干脆交三年。
麻烦的是小KTV，他们认为交多了，承担不起。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的市场优胜劣汰，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有没有我们都一样，他该活的还活，该倒的还是倒。这个行业每年都有10％的KTV要被淘汰掉，要关门，每年也有15％的KTV新开张。
其实没有必要公开
《望东方周刊》：剩下的50％怎么分配?
吕文举：这两天大家(音乐权利人)正在协调，讨论具体怎么分，反正说是要尽快分完。有人说，要关起门来打一仗，人脑袋打成狗脑袋，才能分好。实际上没那么严重，一共才112家权利人，大的也就10家左右。都是干这行的，谁是什么样子的，谁不清楚呀。不过，这是音乐权利人内部的事情，和外人无关。
《望东方周刊》：有没有具体一些的参照标准?
吕文举：现在权利人比较认同这么几个参照体系：一是版权的比重，我有多少首歌曲，你有多少首，他有多少首，按照数量来比较，第二个是各类排行榜，音乐台、广播台的排行榜，本周周杰伦，下周王菲，排行前边的占的权重就大，第三个是点击率，现在大的KTV，像钱柜，会给我们提供所有歌曲的点击次数。
《望东方周刊》：等于说这50％和歌手无关?
吕文举：你如果只是歌手，不是词曲作者，那你的演唱行为是职务行为。―般情况下，你演唱的歌曲，权利归公司，版权归公司。除非你和唱片公司谈好了，演唱的时候不要钱，等版权费回来了，你再拿。这种状况很少。
《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舆论对你们的质疑?
吕文举：这个不奇怪。现在大家习惯性地认为，音集协和政府沾些边，要收钱，就得公开。其实是没有必要公开的。协会―个月的管理费也就30万。
我今天晚上让你去夜总会，你明天晚上之前要是能给我拿回来100块钱，我就算服你了。不把你灌醉，或者打你一顿，就算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