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的心 平等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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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流传颇广的笑话：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到中国来的西方老外几乎都被吓了一跳：大街上，公园里，尤其大学校园里，尽是女孩与女孩拉手搂腰，男孩与男孩勾肩搭背。敢情中国人都是同性恋？

社会学家的估计是，不论黄、白、棕、黑，不论在地球哪个角落，不论在人类文明的哪个阶段，每个族群里异性恋与同性恋的比例都至少是 1００∶ 1，通常是 1００∶３到 1００∶４之间，个别文明中甚至更高。这样看来，若论在成年人口中所占比例，同性恋在任何国家都是绝对少数；若论绝对数字，仅在逾 1３亿人口的中国，“柜中人”的数量就惊人地庞大。

而且，同性恋很难与其他社会分类重叠。正如西方学者凯拉多利所言：“同性恋者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既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也有无知无识的人，既有有权的人也有无权的人，既有聪明的人也有愚笨的人。同性恋存在于各个种族、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和各种的人当中。”

同性恋的成因则未有定论。“先天说”虽有科学家们前赴后继、孜孜不倦地研究，但迄今无一种观点拥有真正可靠的科学论证。“后天说”中，罗列的成因洋洋大观：异性恐怖、恋母情结、成长于母亲过于专横而父亲过于懦弱的家庭、童年期的性别认同错误、家族史、对社会的逆反心理、青春期遭遇挫折、父母过分溺爱或者过分冷漠、受人或环境诱导、第一次性经验、水仙花般的自怜和自恋……

精神分析学派的祖师爷弗洛伊德干脆说，同性恋者绝不是异类，“人人皆能以同性为性对象，而事实上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早就这么做了”。

同性恋的本质是什么？王小波和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一书――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同性恋的社会学著作――认为：从本质上看，同性恋属于一种对异性无好奇心的现象。

尤其“认同于男性的男同性恋倾向的本质都是一种自恋主义。这种自恋主义既表现为过分的自怜自爱，又表现为对自身之外的对象或与自身相异的事物极其缺乏兴趣”。“在异性恋行为中，自我从自身走向别人，对方的一切包括肉体，是自身所不了解、不熟悉的；而在同性恋行为中，自我仍旧在自身之中，怀着自恋主义的激情注视着他人，而他人不过是自己的镜子而已”。

问题在于，不论成因如何，一旦性取向明确形成，改变它既困难又痛苦，并且最终往往徒劳无功。如果社会舆论在同性恋问题上，总是一味强横地祭起道德规范的大旗，以歧视、轻蔑、排斥、压制的态度对待同性恋者，不仅会令同性恋者耻于见光，感叹“生而为同性恋者，是人世间最沉重的事情”；对属于多数派的异性恋人群也害莫大焉。

何以如此？因为在中国，大多数同性恋者都会为掩饰自己真正的性取向而结婚成家。许多同性恋者甚至把心仪自己的异性当作“试验品”，来测试自己是否可能改变性取向，结果给对方带来一生不堪回首的痛苦。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在我们国家，因为同性恋者这种迫于社会压力的欺瞒行径，不知有多少异性恋者被断送了恋爱与婚姻幸福，甚至糊里糊涂就被毁掉了一生。

因此，假使社会能以一颗平常心平等对待同性恋，不仅同性恋者可以在阳光下坦然生存，不致因长期受压抑而心态扭曲，并将有更大的可能性像异性恋者那样，争取一种“长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同性恋者及其血肉至亲所连带承受的精神痛苦也将大大减轻；更将会有大量异性恋者不再被骗充当同性恋者的“社会掩体”。同性恋者固然应当坦白说出自己的性取向；但假如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开放、平等和宽容的大气候，要求同性恋者这么做几乎等

于是强行要求他们“在社会上自杀”，是不切实际的。

时至２ 1世纪，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在趋于多元化。据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少数前卫圈子里，同性恋甚至成了一种时髦，以致一些人明明是异性恋，也要冒充同性恋，以博得“与众不同的个性”。但就全中国而论，同性恋不是病态，不是变态，不是犯罪、不伤风败俗，不违反天道与人伦――这些看法，虽然在西方已被视为常识，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只怕是惊世骇俗之歪理邪说。

７月上旬的八国峰会召开前夕，英国著名同性恋歌星、在戴安娜葬礼上演唱“风中之烛”的埃尔顿•约翰因应反全球化者“让贫困成为历史”的口号，著文呼吁“让（对同性恋的）偏见成为历”。笔者因此想到，在西方，同性恋者自己一直是为争取同性恋者平等权利的中坚力量；在中国，公开为同性恋者维权的知名异性恋人士不算太少；却很少听说有同性恋者为此而战。

去世多年的王小波的言论值得重温。他说：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凡是长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就应该得到尊重；同性恋者应该对生活采取一种正面的态度，既能对自己负责，也能对社会负责。

在中国，同性恋者要做到对人对己负责，要“让偏见成为历史”，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们需要自助，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摘自《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