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疯狂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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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6年，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有53％位于中国。相对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是这场近乎疯狂的“攀高”比赛背后推手，也让此竞赛充满风险。
备受关注的北京CBD Z15地块，即由中信地产开发的“中国尊”项目，上月底被曝出投资额达240亿元，将于2016年封顶。这座以中国古代礼器“尊”为设计形象的大楼，正如它的名字般，将压倒西侧国贸三期，以528米的高度成为京城第一高楼。
但放眼望去，国内与之竞高者，比比皆是。这座首都新地标，在中国摩天大楼群中只能位居第九，甚至不敌贵阳市的“中天未来方舟”。
一场近乎疯狂的“攀高”比赛正在席卷中国。
“攀高”比赛
为了见证高楼的迅速出现，一些研究者结合民间、商界和学院力量组成了一家名为“摩天城市”的网站，密切关注全球摩天大楼的动向。
他们的统计显示：以152米(美国超高层建筑的标准)为基线，中国现有摩天大楼总数为432座，内地有350座；在建的摩天大楼有296座，内地有287座；规划建设的摩天大楼487座，内地占461座。也就是说，仅有10％甚至更小比例的规划、在建高楼，出现在港、澳、台地区。
英国著名投资银行巴克莱资本报告称，未来6年中，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中有53％位于中国。
不仅数量上取胜，在高度上，中国摩天大楼也表现不俗。
据统计，虽然828米世界第一高楼在迪拜，但世界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九高楼分别位于中国的台北、上海、香港、南京、深圳和广州。全球最高的10大摩天大楼中，中国就占据了6座。
过不了多久，这个排行榜就会被打乱。
据“摩天城市”网站统计，目前中国各城市建成和规划的摩天大楼中，现居全球第二高的台北101大厦只排名第13，而将于2016年建成的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以660米的高度位列第二。
在这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竞赛中，中国很多城市的天际线也在不断被“描”高。
以深圳为例，目前深圳最高建筑，京基100高达442米，但就在三五年内，三个在建的项目将击败这座封顶不到两年的京基100。当然，京基地产并不甘心冠军宝座落榜。该公司人士向媒体透露，京基地产已经被确定负责深圳蔡屋围一带的旧房改造，其中就有晶都酒店的改造，公司内部敲定的方案是再建一座高达666米的超高层，以此打败660米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摩天大楼的竞赛并不只是一二线城市的痴好。在欠发达的中国西部，贵阳已在规划建设的摩天大楼就有17座，而广西的防城港市，规划建设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也高达528米。
大楼推手
在宏观经济学家胡释之看来，建造摩天大楼可以提高城市的容积率，节省土地，这无可厚非，但是各地大楼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地“长”高，这就值得玩味了。
在业界，有家开发商被媒体称为“中国超高建筑专业户”，它就是绿地集团。据统计，目前该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在建和已经建成的超高层城市地标性建筑达15座，并统一冠名为“绿地中心”，其中大连绿地中心518米，最高的是武汉绿地中心高达606米，总投资超过300亿元。
绿地集团一位员工曾表示：“做地标性建筑不是我们想做的，而是政府想做”。为此，集团已经把为地方政府建设超高层建筑作为重要业务之一。
超高层建筑既可以吸引有实力的大集团入住，又可以提高本地区的形象，是地方政府官员出政绩的有效途径。“但把‘攀高’当成了政府间的‘攀比’，就失去了意义”，经济学家胡释之这么认为。
政府要出政绩，就必须得让开发商能从中得到更多的优惠。
以郑州市的绿地广场为例，楼高280米，由绿地集团2005年接手，意欲打造中原第一高楼。郑州市政府很重视这个项目，给予绿地集团包括土地出让金等值金额奖励性补助、建成营业之日起5到8年内所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等值金额奖励性补助等多项政策优惠。
此外，戴德梁行华北区投资部主管王宇涛认为，摩天大楼的品牌价值也是动力之一，他说：“拿中国尊为例，它在2016年才可以建成，建设周期长。另外，按照240亿元的总投资来算，1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投资量每月就达到5.6万元，投资回报周期也是很长的。所以对于中信集团来说，它看中的一定不是短期的经济价值，而更多的是中国尊对集团本身带来的品牌影响力。”
“魔”天大楼
王宇涛强调，所谓理性的分析，只属于那些对摩天大楼市场有正确判断的企业，而非抱着浮躁尝试态度的跟风投资商。
数据显示，中国在建摩天大楼总量城市排行榜中，无锡、佛山、苏州、南宁、惠州等二、三线城市都在前20名，王宇涛并不看好这些城市对于摩天大楼的消化能力。
以天津的写字楼市场为例，作为直辖市，它的吸纳能力是一些二三线城市无法比拟的。但就是在这里，去年年底交付使用的“津塔——环球金融中心”仍然供大于求。这座336.9米的高楼提供了20万平方米的使用面积，但是天津市每年的需求只有4到5万平方米。按此计算，这座摩天大楼要花五年时间才能够饱和。
王宇涛表示，有了经济发展才会有建造摩天大楼的需求，而不是把楼盖好了再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违背了这个规律盖出来的高楼，很可能无人问津。
对于这轮摩天楼热，胡释之的担心在于投资商能否负担庞大的建设资金需求。
据了解，目前摩天大楼从拿地到项目建成，平均开发周期为五年以上，其投资规模动辄数十亿或上百亿元。
因此，正如第一太平戴维斯华南区董事总经理林木雄所说，摩天大楼的开发不是一般民营企业和普通开发商能做的，而即使是有着强大财力背景的企业，也会承担资金风险。例如，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投资商为日本商森海外株式会社，这是一家财力雄厚的企业，但据接近该企业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建成后，这个大项目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财力负担，所以只能拿出优质楼层销售，回笼资金。
“如果没有庞大的实体支撑，再加上资金成本的压力，极有可能拖垮开发企业，最终摩天大楼也会成为摩天烂尾楼”，胡释之说。
“劳伦斯魔咒”
种种不太乐观的迹象似乎在预示着劳伦斯魔咒将在中国“显灵”。
劳伦斯魔咒，即“大厦建成，经济衰退”。原德意志银行证券驻香港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发现，世界最高大楼的开工建设，与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高度相关，大楼的兴建通常都是经济衰退到来的前兆，1999年劳伦斯把这个发现称为“摩天大楼指数”，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劳伦斯魔咒。
虽说这只是一个近乎戏说的经济规律，但在过去100年，摩天魔咒频频“显灵”，并且记录惊人。美国纽约胜家大厦和大都会人寿大厦1908年前后落成，接着金融危机席卷全美，数百家中小银行倒闭；1913年伍尔沃斯大厦落成，美经济出现收缩；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华尔街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相继落成，之后纽约股市崩盘，并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70年代中期纽约世贸中心和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再夺全球最高，后发生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楼取代了西尔斯大厦，亚洲发生金融危机。
2010年，迪拜塔以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高828米落成，一场债务危机也同时降临这个建立在沙丘上的城市。
那么，下一个会是中国吗?
包括投资银行巴克莱资本在内的很多机构已经开始警告投资者要特别关注中国的摩天大楼建设热潮。他们普遍认为，“摩天大楼热”与经济危机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促使这些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重要原因，这也使得经济繁荣无限放大。而一旦出现过度投资、投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政策，繁荣并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