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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将非对称管制再次明确提出，是因为监管机构希望通过非对称管制政策使市场竞争朝着均衡的态势发展，这也将成为电信重组后时代的“方向盘”。

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陶青认为：“实施全业务运营后，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政策，仅仅依靠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会使市场格局向均衡方向发展。目前的业务优势、企业实力仍然会呈现‘马太效应’，因此，政府必将出台一系列监管措施，以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和进一步优化市场格局。”

管制应针对中国移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韦柳融表示：“尽管电信重组了，但是从市场竞争格局来看，并没有改变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现状。”

业内一专家表示了相同的看法：“重组以后，中国移动仍占有绝对领导地位，这不符合市场平衡、和谐竞争的精神。因此，未来监管机构应该进一步采取措施来规范竞争，促进平衡。”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TD的运营指定就是最大的非对称管制。中国移动发展相对不成熟的TD网络时，给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展移动用户的机会。

业内专家史炜建议，应明确规定，中移动实施全业务经营比其他两家公司推迟半年至一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规划所朱金周认为，新重组完成后，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移动相对强势地位。但TD-SCDMA等自主知识产权标准的技术和商用都相对落后情况下，从促进TD-SCDMA发展的角度需要对中国移动采取扶持政策。这对我国近期实施不对称管制和市场监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哪些监管手段成为备选？

三部委通告提出，鼓励移动通信运营商相互开放网间漫游业务，即号码可携这一监管政策。那么，哪些监管手段将能够达到推进市场结构不断优化的效果？

市场份额管制

跟踪电信政策研究的马源认为，非对称管制不应该针对企业，而应该针对业务的市场份额。然而市场份额限定也各有不同，目前，全球多个国家都已通过政策管制实现对市场份额的控制。

马源介绍说，日本管制机构就对用户和利润占有率超过25%的运营商实施相对普通运营商更为严格的管制；韩国政府甚至要求主导运营商的市场份额不能超过50%，一旦超过就对其进行罚款。SK电讯具有很强的进军海外愿望的原因之一，就是非对称管制原则限制了其在韩国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马源认为，电信重组为运营商打开全业务准入的门槛，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三家运营商的网络资源和客户数量是严重失衡的，各自在多方面也存在不同的优势，很难使得重组后的三家运营商实现平等的竞争。所以在监管效率上，明显需要加强。他认为，实行非对称管制政策不仅可以削弱占主导地位运营商的先天优势，还可以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重点监管对象应该是滥用市场权力行为。

号码可携正在研究

实施号码可携已不是新的话题，而作为一种激活市场、促进竞争的监管手段，“号码可携”已经在欧美及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得以实施。

通信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罗雨泽博士说，韩国自2000年市场重组之后，韩国信息通信部针对移动市场实施了不对称管制措施，尤其是考虑到三大运营商各自不同的市场份额，韩国政府实施了单向移动号码携带业务。

日本在2006年10月24日开始正式实施移动号码可携带的政策，允许用户可在不变更手机号码的情况下，在三大运营商之间自由转换，促使日本的三大运营商竞争得以深化。

号码可携带已经在国外许多国家得到了推行，尽管实施的效果各有不同，我国电信监管部门也正在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通信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罗雨泽博士认为，借此次重组的东风，利用号码可携政策优化我国电信市场竞争格局。

资费管制已失效？

为了扶持竞争打破垄断，在中国联通成立之初，政府在其资费上，就实行过与中国移动不同的非对称管制政策。而在铁通成立的初期，也在资费上实行了非对称管制政策。

韦柳融表示：“在电信市场发展的新形势下，仅仅是在资费上比主导运营商略低几个百分点，是很难达到效果的。但是，合理的资费区别定价还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普遍服务承担

韩国在普遍服务义务方面，主导运营商必须承担，而非主导运营商可以被豁免。在中国，普遍服务的承担基本以主导运营商为主。正在实施的“村村通”工程主要依靠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更明显的是，中国移动将要挑起完善TD网络及大规模商用重担。

管制法律还需完善

韦柳融表示，许多问题单靠监管机构的非对称管制原则是难以解决的，还应结合资本市场的并购以及反垄断法的应用等手段来解决，比如，可以利用反垄断法对相关企业进行垄断调查，并在垄断被查实后对该企业进行相应的处罚，但是我国还没有反垄断的监管机构，电信监管机构又没有反垄断的执法权。

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陶青认为，中国电信业监管的历程都注定了监管机构只能在左右为难中寻求平衡，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中寻找次优的解决路径，在一次次的探索中摸爬滚打、积累经验，逐步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完美融合。

小辞典“非对称管制”

政府管制部门对处于不同市场条件下通信经营者予以区别对待，制定有利于新通信经营者的倾斜政策和法规，在一定时期内人为地制约处于支配地位通信经营者对市场的控制力，而放宽对新通信经营者或处于非支配地位通信经营者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