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浅谈屈原“修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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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屈原的精神已经成为华夏文明的内核，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杆。历朝历代都有学者试图对屈原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但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着眼于封建社会狭隘的爱国主义，或侧重在儒家传统的忠君思想，或是个人强烈的忧患意识。本文主要以清代学者蒋骥的作品——《山带阁注楚辞》为基石，来阐明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的“修能”精神。
关键词：山带阁注楚辞；“修能”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001-02
根据笔者统计，《四库全书》收录楚辞类书目共计26种，144卷（有2部无卷数）。其中著录6部65卷、存目17部75卷（有1部无卷数）、经部小学类1部3卷、子部类书类1部（无卷数）。
《四库全书》种收录关于《楚辞》的作品有汉代1种，宋代5种，明代7种，清代13种。而汉宋《楚辞》注本几无遗漏，明代楚辞注本今存的30多种中仅收录了7种，清代截止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修撰完成之时，也仅仅只收录了13种。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对楚辞类的作品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归纳。《四库全书》在修撰的过程中多采取“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因此，对宋及以前的楚辞学著作大多器重有加，对宋以后的楚辞类作品往往采摭严格，删汰较多。《山带阁注楚辞》作为唯一一部清代被全部录入《四库全书》享有和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这样的待遇，也足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和成就。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楚辞类对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这样评价“所注即据事迹之年月，道里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地。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余论》二卷，驳正注释之得失，考证典故之同异。其间诋诃旧说，颇涉轻薄。如以少司命为月下老人之类，亦几同戏剧，皆乖著书之体。而汰其冗芜，简其精要，亦自瑕不掩瑜。”四库馆臣对其著作既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对不足之处直言不讳，提出批评，认为所注难免会有穿凿附会之处，但大体上还是能够征于事实，虽不乏轻薄之词，却能够做到删汰冗芜，做到简洁精要，总体而言仍是“瑕不掩瑜”。可以说，四库馆臣对其给予辩证的评价堪称为公允之词。
一、要了解屈原必以了解屈原的作品为先，要熟知屈原的作品必先掌握作品的主旨。蒋骥首先阐发了为《楚辞》作注的主旨，“盖《离骚》二十五篇所以发明己意垂示后人者，至深切矣。而或眩于章法之幻变，则无以知本旨之所存；昧于字意之深隐，则无以知意理之所在。不能研索融汇于文之中，旁搜博览于文之外，则亦无以知其时地移变易与命意措词次第条理之所以然。”[1]P4 蒋骥先生为之作注的目的就在于使深奥晦涩的文章变得通俗易懂，昭然于心。即其所说“因注以知其文，因文以得其人。”
“初失位，志在洁身，作《惜诵》，已而决计为彭咸，作《离骚》”。[2] P32这是蒋骥对屈原为何创作《惜诵》《离骚》原因的初探。《离骚》开篇介绍自己的身世时就说到“纷吾既有此内美，又重之以修能”，关于“修能”，蒋骥解释为“修治之能，内美天工，修能人力。”[3]P34近代学者蒋天枢解释为“有任重致远之才”。[4]P7其实不论谁的解释，实质都是提升自身修养和培养治世之能力。这也是屈原在他的作品中所明确表达出的政治理想。即通过个人内在品质修养的养成来辅弼君主“亲贤臣，远小人”以达到振兴家绑，人民富庶的目的。
在《山带阁注楚辞·离骚篇》结尾处，作者论道“首尾二千四百九十言，大要以好修为根柢，以从彭咸为归宿，盖宁死而不改其修，宁忍其修之无所用而不爱其死。皦皦之节，可使顽夫廉，拳拳之忠，可使薄夫敦。信哉百世之师矣。”[5]P49这也就阐述了作者在《楚辞》作注时依然对屈原志节行廉、忧国忧民的“修能”之精神品质格外关注。
又《余论·离骚》里对“修”也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篇中曰好修，曰修能，曰修名，曰前修，曰修初服，曰信修。修字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附之见。盖好修者其学也，为彭咸者其忠也，不知好修者，故不能为彭咸。”[6]P183在注本中的其他内容中也常能见到作者关于“修能”的阐述。可见，蒋骥在作注《楚辞》时，对“修能”的重视程度。我个人将这种“修能”的精神简单的理解为“修身与治国”。
蒋骥对屈原的这种“修能”精神也是非常的赞赏。《山带阁注楚辞·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蒋骥称许道“首序已志行高洁，远追圣地，足以光四表而垂万世。”确实如此，屈原将自己的操守比作是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也可见屈原对自己“修能”的重视。在《涉江》中表达了宁愿愁苦至死也不变心从俗的“修能”的初衷。
而这种“修能”的精神，在屈原的作品中又通过外在和内在两个层面来体现。这两个层面就好比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外在的”即通过借用客观事物来表达自己的喜与恶。
屈原在其作品中用大量的香草美人以喻己志洁行廉。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舟之宿莽”，蒋骥注道“木兰去皮不死，宿莽拔心不死，皆香之不变者。所修无已，善行乃日进而不可变，此立身之本，而致君之源也，篇中言修皆本于此。”又蒋天枢《楚辞校释》也对之作了具体的生动形象的阐述“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讬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7]P2
如果说“香草美人”是屈原物质上的榜样和寄托，那么彭咸可以称得上是屈原在精神上的榜样和灵魂。在屈原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彭咸这个人，“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悲回风》）。殷大夫彭咸因讽谏商纣王而不被所用，最终投水自尽，以死谏君，希望能够换得国君的悔悟。同样，“屈原自怀王初放已作离骚，以彭咸自命，然终怀之世不死。顷襄即位，东迁九年不死，渔父怀沙岌岌乎死矣，而悲回风卒章所云，‘亦不忍遽死’，何者？以死悟君，君可以未死而悟，则原固不至于必死，至惜往日始毕词赴渊。”屈原最终选择了和彭咸一样的命运归宿——以死谏君。
屈原的这种“修能”同时又带有一种悲壮之美。他潜心“修能”，但仍不得其用，《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在他的文中一再向君主表白心迹，高呼“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本来已经约定好的日期，君主却中途变卦，“后悔遁而有他”。最终只能遗憾的怀揣着自己的“美政理想”同沉汨罗。屈原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悲，更带有一种壮烈。
屈原两次放逐，而不得用的遭遇，及君主亲佞远贤的所为，也曾经促使屈原进行过多次的求索，终郁郁不得志，蒋骥《远游》注题旨中说“幽忧之极，思欲飞举以舒其郁。”在《远游》中屈原将自己的理想中倾诉在美好的神仙仙境中，“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腌臜的世俗社会不能再留恋了，还是去飞天遨游吧！众多的天上神祗，成了诗人的游伴，天堂的真纯高雅不仅没有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意思的安慰，反而与现实的极大反差却更进一步的加深了自己的愁思。最后诗人还是不得不回到人间，回到苦难黑暗的世俗社会。对世俗社会卑污的谴责，对高雅纯真世界的赞赏是屈原矢志不渝的追求。
他也曾萌发过隐居自全之心，也曾在内心中向往清静无为、块然自处的生活，“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而像他这样高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具有如此强烈的用世之心，促使他打消了这一念头。
他也曾想离开楚国到他国去谋求发展之路，“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但屈原对故土的执着之爱，使他不可能这样做，蒋骥《橘颂》注说“旧解题徒知以受命不迁，明忠臣不事二君之义，而不知以深固难徙，示其不能变心从俗，尤为自命之本，盖不难迁徙。”[8]P139在蒋骥看来以往前人对屈原不忍心离开楚国，到他国发挥自己的才能，只是因为屈原深明忠臣大义，而在蒋骥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屈原自己“修能”的秉性，“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心无所私求，不流于世俗，无利害之心，秉持独立操守。他的心已经深深的扎根于这片热土，如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屈原自己也说“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守丘”。如此，来理解屈原与故国难以割舍之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屈原的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集中体现在《卜居》一篇中，《卜居》中屈原说“心烦意乱，不见所从”。他用十六个排比疑问向掌卜者詹尹发问，将内心积聚的矛盾一下子全部释放出来，他问自己是否应阿谀奉承、贪图虚名、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但均被自己给否决。詹尹规劝道“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弦外之音也就也就不言而喻。虽然是借詹尹之口说出，但这又何尝不是屈原自己的心声呢？纠结的内心其斗争的结果仍是以彭咸为自己效法的榜样，与为彭咸之志，即使是弃之不用也要达到“修能”的目的。
然而，不管屈原的内心的矛盾斗争激烈到何种程度，但最终都会找到一个归结点来平息内心的不平。这就是效法彭咸，并不是效法彭咸“死谏”，而是那种忠义精神——即为国尽忠，舍生取义。
除了将彭咸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外，也不乏其他的偶像。《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中“三后”，蒋骥解释为“见吕刑，为伯夷禹稷也”，[9] P34根据后文“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一句，即言尧舜知明而守固，能遵用“三后”之道而致太平，屈原盖以三后自比，而望其君为尧舜也。而近代学者蒋天枢《楚辞校释》将“三后”解释为“楚先王功业昭著者。”又引戴震注“疑指熊绎、若敖、蚡冒三君”。不论是尧舜时期的贤臣伯夷禹稷，还是为楚国开辟霸业的先祖，他们都有为实现政治清明，国强民富的目的奋斗着，他们都符合作为屈原“修能”而效法的标准。
屈原的“修能”之精神表现的更为突出鲜明的便是《渔父》一篇。有学者认为《渔父》是假借设问置答来寄托屈原的洁身自爱之志。渔父见到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便问道何以使他寥落到如此地步，屈原答道“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哪怕是正是世界一片浑浊他仍高标独立，不流于世俗，整个世界都沉醉于声色犬马、贪图安逸之中，他也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渔父劝屈原应该做到像圣人一样，“用心如行云流水，不执著于事物，而与时变化，与世推移，因应之道，纵不拘执。”而不必“怀瑾握瑜”，以致落魄到今天流放见逐的地步。乍看好似渔父在对屈原的“愚忠”进行嘲讽，实际上更是从侧面对屈原这种操守的肯定。
关于屈原，人们怎么说也说不完，历朝历代的人们都对其崇爱有加，首先是其“忠君爱国”的思想，中国人民总是从屈原那里汲取思想营养，激荡起自己的浓烈的爱国热情。其次是他的砥砺独行的求索精神和忧患意思。事实上，屈原的精神内涵是博大的，而非笔者用“修能”一词，就能对其进行精当的概括，反而，还难免会有一些偏颇失真之处，以上都是个人的一点拙见。若有错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批评与指正。
参考文献：
[1] [2][3][5][6][8]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7][9]蒋天枢.楚辞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