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中华文化的魔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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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盛世”是中华文明辉煌的象征，也正是在这个英姿勃发的时代，中华文化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廣泛交流。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在廣大的地方播撒下自己的辉煌。

罗马城里的丝绸热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使西域，寻找大月氏人以建立反匈奴联盟。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张骞通西域称为“凿空”，意即开辟孔道。这次“凿空”，不仅开辟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更意味着东西方交通大干线“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

这条著名的大道以长安为起点，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然后分南北两路，分别出玉门关和阳关，通过塔里木盆地，到达疏勒，再越过帕米尔高原，穿过伊朗高原，一直到达地中海东岸。“丝绸之路”犹如连接东方和西方的金丝带，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中国的文化、物产、科技、工艺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正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

这条大道上最耀眼的货物是“丝绸”。丝绸是中国最早大宗出口的货物。根据考古的发现，公元前5世纪就有中国丝绸传到中亚、印度、波斯乃至欧洲。古希腊诗人阿里斯托芬在他的著名剧本《吕西斯特拉忒》中提到一种用绢做成的上衣，这被认为是西方文献中最早有关丝绸的记载。汉代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绸外运的数量大增，一度远销到罗马帝国。

在古罗马时代，人们狂热地迷恋着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得来的中国丝绸。丝绸成为大宗的进口商品，罗马城中有专门出售中国丝绸的市场，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贵族们不惜重金购买丝绸，锦衣绣服成为富家时尚，元老院的议员都以能穿丝袍为荣。据说凯撒大帝曾穿着丝袍出现在剧场，引起轰动，被认为奢侈至极。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也酷爱丝绸制品，有史料记载她曾身穿华丽的绸衣出席宴会，接见使节，魅力四射。在许多当时以及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华贵的丝绸风行，大大助长了罗马帝国的奢侈之风。难怪古罗马著名地理博物学家普林尼曾抱怨说：罗马每年至少有1亿罗马金币在与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丝绸与珠宝生意中丧失。

在这条神奇的丝绸之路上，涌现了一批批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如专事对华贸易、经营丝绸运输的粟特人。他们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承担者。其中，在当时丝绸贸易经营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安息（即波斯），曾一度长期垄断了中西之间的丝绸贸易。

公元前53年，罗马军团和安息军队之间发生了著名的“卡莱尔战役”，当双方交战正酣之时，安息人突然展开鲜艳夺目、五彩缤纷的军旗，令罗马人眼花缭乱，顿时全线崩溃，安息人大获全胜。这些在关键时刻扰乱罗马军心的彩色军旗，就是用中国丝绸制作的。

到了唐代，更进入到“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通过丝绸之路，唐朝与中亚、西亚的交往和贸易愈加繁盛。8世纪以后，中西之间的海上交通逐渐发展起来。在陆路和海路两途，往来商旅络绎不绝。在长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其中尤以波斯、大食（阿拉伯）的“胡商”最多。通过海陆两途，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金银器、竹器、铜铁、火药等物品以及造纸、打井、炼铜、兴修农田水利和制造火药的技术，都相继传播到西方。

撒马尔罕的中国纸

唐天宝十年（751年），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唐朝大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之间发生了一场大战——怛罗斯战役，唐军战败。

怛罗斯之战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方帝国间的一场碰撞，但更强大的影响是文化技术的碰撞。在这次战役中，有2万多名唐军士兵被俘，其中有不少行业的工匠。被俘者中有一个叫“杜环”的人，他后来辗转西亚各地历十余年，最后回国写了一本《经行记》，记述沿途所见所闻，其中记载了唐朝被俘流落在大食国都亚俱罗的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等的经历。这些中国工匠成为当地一个特殊的移民集团，为传播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起到了直接作用。

中国的造纸技术，也正是在那时，由这些工匠传入阿拉伯世界的。这些造纸工匠在中亚重镇撒马尔罕建立了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工场，成为阿拉伯帝国造纸业的开山始祖。撒马尔罕有丰富的大麻和亚麻植物，水源充沛，为造纸业提供了有利的自然资源，加上中国工匠熟练的技术，所造纸张十分精良，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品。此后，在阿拉伯其他地方又涌现出几处造纸基地，其中包括在大马士革设立的一座规模宏大的造纸厂。在此后数百年间，大马士革成为欧洲纸张的主要来源地。随后，源自中国的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大军的远征被迅速传到了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

日本文化的恩人

“遣唐使”，是将中国唐朝文化向外传播中的一支独特队伍。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共19批次，每次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其规模庞大，历时长久。实际上，遣唐使更像一个大规模的文化代表团，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随团成员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医生、工匠等，他们都带着学习的任务，如饥似渴地学习盛唐文化，并将学习的成果以及尽可能收集到的中国文化典籍、佛教经典、诗集以及生产、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带回日本。

716年，日本政府派遣由557人组成的第9次（即第二期第二次）“遣唐船”驶向唐朝。在这批入唐的使者中，有两位对日本文化影响巨大的人物——阿倍仲麻吕与吉备真备。

阿倍仲麻吕经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第，入唐朝为官，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与王维、储光羲、李白等大诗人交谊深厚。唐玄宗爱其才华，不许其归国，最后终老长安。他在唐朝的地位和影响，为日本留学生在华的学习以及两国学者的往来提供了方便。

相比阿倍仲麻吕对日本的间接影响，吉备真备对唐文化的传播更加直接。让我们看看吉备真备都把什么带回日本了吧：735年，留学18年的吉备真备回到日本后，向孝谦天皇献上了书籍（《唐礼》130卷）、天文历书（《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日时计（测影铁尺）、乐器（铜律管、铁如方响、写律管声12条）、音乐书（《乐书要录》10卷）、弓（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各1张）、矢（射甲箭20只、平射箭10只）等，并带回了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的纪传体史书《东观汉记》。

754-764年，吉备真备任太宰大贰，这段时期他修正日本的历学，用“大衍历”取代了“仪凤历”。他还重视矫正吴音（中国江浙一带的语音，在六朝时传入日本）而学用汉音（唐代长安一带的语音）。他带回的乐器和乐书对唐乐在日本的传播也起到积极作用（中国早已失传的《乐书要录》现仍在日本保存，成为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资料）。他还利用汉字的偏旁和部首，为日本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的创立出力甚多。

在汉唐盛世，也有许多中国人走出国门，不避艰难险阻，越关山、渡重洋，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贡献。如法显、义净、玄奘等远赴印度，在学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介绍出去。鉴真和尚率弟子东渡日本，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传播。

唐天宝元年（742年），鉴真55岁时，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来扬州大明寺祈请“东游兴化”，鉴真应允。自743年起，鉴真先后五次尝试“东渡”，均未获成功，并于第五次东渡时双目染疾失明。但他屡遭失败却意志弥坚，誓言“为传戒律，发愿过海，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3年）他66岁时东渡成功。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朝野的热烈欢迎，被天皇授予“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当时日本佛典多从朝鲜传入，经口授、手抄，错误在所难免。据记载，日本天皇曾为此委托鉴真校正经疏错误。鉴真使日本佛教走上了正轨，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鉴真除讲授佛经，还大力传播中国的医药、建筑、雕塑、文学、书法、绘画等文化和技术知识。鉴真的弟子及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是精通建筑技术的。在鉴真的设计及领导下，建造了中国盛唐建筑风格的建筑物——唐招提寺，为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增添了异彩。其中寺院的主殿金堂被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评论为“今日遗存的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物”。

鉴真及其弟子大都擅长书法，鉴真的“请经书贴”被誉为日本国宝。他赴日时携带了王羲之的一幅行书真迹、王献之的三幅行书真迹，以及其他各种书法50卷，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鉴真的著作《鉴上人秘方》一卷为中国医药学知识在日本的传授也作出了贡献。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影响重大而深远，被誉为“日本文化的恩人”。与鉴真交谊深厚的日本文学家真人元开在著作《唐大和上东征传》（又名《鉴真和尚东征传》）中称赞鉴真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亦如一灯燃百灯，瞑者皆明明不绝”。

日本大化改新，以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为样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出现了“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新气象。与此同时，还仿长安样式建造都城。694年，日本按照中国的都城建筑理念建成藤原京，城内由北向南有12条街，东西以“朱雀大路”为中心分为左右两京，各有四坊，“藤原宫”在其中央，以太极殿为中轴，整座都城井然有序。710年和794年，日本先后迁都到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这两座京城也是分别模仿长安城建造的，都是方形城郭和棋盘格式布局。整个京城建筑蔚为壮观，极似长安。特别是平城京的太极殿，青墙红柱白瓦，完全与唐朝的流行样式相同。

同一时代的新罗，也大规模地移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移植和吸收了唐朝的政治文化和律令制度，使用中国年号，仿造唐朝设立中央行政机构“六部”，州、郡、县的官吏名称也与唐朝相同。

汉唐盛世的中华文化，对东亚地区产生了直接影响，所到之处刮起了一股“慕华之风”。在朝鲜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全面唐化”的趋势，从使用汉字、提倡儒学、信奉中国化佛教到实行中国式的典章制度……东亚包括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北部在内的地区，无不处于汉唐文化的“魔力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