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三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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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历史，宽泛点可上溯到先秦，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因此，中国的大学必然有其内在精神。可是，如今没几人敢于声称，中国的大学还有什么体面的精神。若用“花果飘零、魂不附体”来形容当代中国的大学精神，似乎不算过于悲伤。

要论精神，请先论其功能。青年来到大学，不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社会机器中一个更有效的齿轮，而是为了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梭罗说，一棵树长到一定的高度，才知道怎样的空气更适合。人也是如此。而大学，就是要将适合的空气置于青年的鼻尖。

在适合的大学空气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思维训练。掌握知识或参与社会实践，不过是训练思维的必要条件。如何让青年用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或人文学者的方式来思考，才是大学的要义。一个人读大学，不是为了被各种事实塞满头脑，而是要提高自己的心智，培养有效思考的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逻辑判断的能力以及辨别价值的能力。相应的，大学精神也呼之而出，那就是自由、通识及德性。

一部世界大学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争取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大学之所以独立自由，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相当脆弱的。咄咄逼人的权力是它的敌人，巧言令色的功利是它的对手，匍匐在地的庸俗是它的威胁。蔡元培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故说：“思想自由之通则，正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但在今日中国大学，独立是奢侈品，自由则是危险品。大学每沦为权力的殖民地，以吏为师的阴霾无处不在。

自由独立是通识的基础，后者又反过来加强前者。在教育中排除掉通识，则摧毁其生命。致力通识教育，是世界范围内有抱负的大学的重要目标。关于通识教育，我个人最喜欢1946年华盛顿大学诺斯兰教授的定义：“其主旨在个人的整体健全发展，包含提升生活的目的、提炼对情绪的反应，以及运用我们最好的知识来充分了解各种事物的本质”。

1945年，哈佛大学就推出《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开篇引用了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话。前者说：“我们不需要荷马的称赞，我们已经开发了广阔的土地和海洋。”这象征着人们对自由社会的自豪感。后者说：“我们能草率地允许青少年听一些随意编造的故事，以致让他们接受那些成年后不应拥有的思想吗？”这象征着教育可能带来的混乱与分歧。通识教育正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它既要帮助年轻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特思想和个性化生活，又要使他们适应公共生活，成为共同文化的继承者和合格公民。

实际上，通识教育已部分涵盖了第三种大学精神——培育人的德性。但在高速前行又变动不居的现代多元社会，德性很难被界定，也很少被珍视。中国大学也倡导“德育”，很多时候却只是伪善与空谈，甚至沦为意识形态的药丸。

真正的德性，在于培育，而非教育；在于自省，而非灌输。钱穆说，中国的学问传统有三个系统——人统、事统、学统。置于首位的“人统”，就是尊德性。他解释说：“人统，其中心是人。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有理想有价值的人。”遗憾的是，钱穆的这种观点，如今大多数人不喜欢听，他们更喜欢去学如何做一个“成功人士”，而不喜欢去照看什么德性。

尽管现状灰暗，我们依旧可以憧憬更明亮的未来。也许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能够真正拥有独立地位、学术自由和批判精神，成为“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到那时，大学是孕育创新者与批判者的大本营，从教师到学生，都尽情追求智力、真理和美。在其间，人们酝酿自由思想并自由表达，创造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并以之推动社会进步。而大学，也因之焕发永久的生命力，站在批评的最前沿，站在创新的最前沿，成为国家社会当之无愧的“轴心组织”。

“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办学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办学理念和大学人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大学文化的精髓、核心，是大学之魂。从普遍的意义来看，大学精神主要体现为自由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超越精神，亦即文中所提到的自由、通识及德性。中国古代的大学精神主要来源于儒家文化，《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纲举目张地构建了一套由内圣开外王的“大人之学”。在此框架中，学统制于政统，囿于道统，形成了中国古代“大学”的内在精神：文以载道、辅政翼教，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学术既为政治所辖制，又被赋予道德教化的任务，实质上成了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首创近代大学体制的欧洲大学的最根本价值观则是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教务管理与学术研究独立于政治权威、宗教性道德之外而具有独立的追求与价值，“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教授治校”被看成现代大学的普世精神。

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建构需要在充分挖掘古代大学文化内在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并广泛、深入地汲取西方大学文化精神，方能使其呈现出国际化、现代化的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