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化消费行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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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消费品种逐渐增加在秦汉时期，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实际需求越来越大，文化消费的种类也开始增加。从先秦到汉朝，人们的文化娱乐消费越来越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在汉代，乐舞类发展为汉乐、盘鼓乐、建鼓乐等；而百戏方面主要有六博、蹴鞠、弄丸等，可以说是形式多样，所以文化消费品也越来越多。例如说乐器，在秦汉时期的乐器主要分为吹奏、弹拨以及击打三种，其中吹奏乐器类主要有笛、竽、箫等，弹拨类型乐器主要有琴、瑟和琵琶等，击打类型的乐器主要有磐、钟、鼓、缶等[1]。这些乐器大部分出现于先秦，到秦汉时期很多乐器进行了改良。例如说汉代出现的箜篌就是一种新型乐器，大概是东汉时期从西域传入中原。在文化教育消费上，笔墨纸砚和各类书籍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消费品，随着秦汉时期文化教育的发展，百姓中更多的人开始读书，因此文化教育品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多，而在丧葬文化消费上，秦汉时期开始兴起厚葬之风，丧葬用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在汉朝墓葬中常见的随葬用品主要包括了实用器，例如说铜器、漆器、陶器以及钱币等各种实物，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同材质的冥器，比如说陶质人物、动物或房屋的模型等；到西汉时期，墓葬中开始出现了专门的随葬用品，例如说在四川绵阳双包山一、二号墓出土的三十多件陶俑，十余件木俑和木马车，一定数量的编钟与编磐；到东汉时期，墓葬的随葬品类型变得更为繁多，其造型也别具特色，更加生动，专用葬品的数量已经占到总数的70%左右。
（二）文化消费范围开始扩展秦汉时期的文化消费范围持续扩展，这一特征通常体现在下面两点：一方面是文化消费的人群越来越多，已经扩展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是文化消费地域性范围开始扩展，甚至开始深入到偏远地区。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学，各个地区的教育得以发展，同时文化消费开始进入到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普通百姓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我们可以从汉朝的教育场所看出，汉朝的文化教育消费已经深入到很多的偏远地区，从大城市到小乡里都设置了教育场所。当时一些来自于偏僻地区的学生，在学成之后也纷纷返乡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2]。
（三）文化消费逐渐商品化随着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商品性收入以及消费需求都有很大的提升，和市场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这样就让大部分百姓的商品性消费需求得以增加，而此时文化消费也呈现出了商品化的趋势。一方面在教育消费中，各类书籍与书写工具都能够在市场中进行商品交换，西汉时期已经产生了专门从事书籍物品买卖的“书肆”。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的复制通常都是凭借人手抄完成的，抄书在当时也被叫做拥书，它属于一种图书传播、复制以及流通的文化活动。负责抄书的人称之为拥书人或者书手，他们的工作是抄书，也是因抄书而被雇，所以统一称这一行为叫拥书，其实本质上属于雇佣劳动者。西汉时期的拥书行为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东汉以及之后其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拥书活动也逐渐开始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3]。另一方面，对于丧葬用品的消费，秦汉时期的丧葬用品、随葬器具以及墓内的装饰品都能够在商品市场中购得。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石碑铭文记载了解到，由墓主人或者亲人出钱，工匠出技术，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商品交易的关系，这也是汉代墓内装饰品朝商品化方向发展的关键证据。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在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物质基础上，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也逐渐形成规模。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基本上能够在商品市场中购买获得，文化消费商品化也体现出了秦汉百姓商品性消费需求的提高，消费社会化程度的增加。
二、结论
总之，秦汉文化消费行为体现出的上述三种特征有其自身的原因：第一，秦汉时期生产力得以持续发展和提升，从而让当时的物质资料生产水平也不断提高，为各个阶层的文化消费行为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第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商品交换得到了发展，推动了不同地区文化消费的交流与融合；第三，秦汉时期的消费需求促进了文化消费的发展，它不但刺激了文化消费品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作者：王秀琴单位：太原旅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