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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溪笔谈》和《补笔谈》中的音乐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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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溪笔谈》是我国古代科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的著作。作者沈括(公元1031年――1095年),字存中,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他学识渊博,三十三岁时举进士,一生中一面从事政治活动,一面进行科学研究。《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以笔记形式编写的一部综合性著作,全书二十六卷,后又有《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内容包括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面、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共十七目,其中详细记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以及作者对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深刻见解。书中除“乐律”一目专述音乐外,其他科目中也有涉及。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沈括的音乐著作还有《乐论》、《乐器图》、《三乐谱》和《乐律》等,可惜都已失传。现存《梦溪笔谈》一书,虽然不是沈括系统的音乐著作,但却反映了他的音乐思想和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论述,因此不愧为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梦溪笔谈》和《补笔谈》中关于音乐内容最重要的记载,要数唐代所传的燕乐二十八调理论,书中记载了二十八调的调名、音阶、字谱以及律高等问题,其中关于音阶的记载是今存唐宋燕乐二十八调史料中唯一明确的材料。在《补笔谈》卷一:乐律第531条中,沈括叙述了北宋燕乐二十八调的构成,即由七宫四调组成。其中关于燕乐各调、调式所用的音及音域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用今天的音乐理论来研究北宋燕乐的音阶、调及调式,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关于燕乐起源、燕乐和雅乐乐律的比较,唐宋大曲的结构和演奏形式以及关于唐宋字谱等方面的记载,对于了解和研究唐宋乐制的演变,各民族音乐化交流,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乐器方面,沈括也很精通。他曾探讨过当时杭州西湖附近出土的甬钟,认为其型制、尺寸比例大略同于《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载,又从文字学角度考证了钟部件名称“甬”、“旋虫”的字形、字义,悟出了甬钟悬挂法及其优越性。沈括在《梦溪笔谈》乐律第109条中还曾提到了乐器制造的经验:“琴虽用桐,然须知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琴材欲轻、松、脆、滑,谓之四善。”这里讲的制琴经验,非常科学,至今适用。要求木质“轻、松、脆”都是从有利传导振动、音质纯净优美、发音丰厚宏亮上着眼的。“滑”,有利于按指、换把演奏。沈括的见解十分精辟、全面,包括了琴材、音色、音量、制作及演奏几方面的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北宋时期制琴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沈括还曾科学的阐明了圆钟和扁钟的发音特点,正确解释了不同乐器间的共鸣,以及同一乐器上共振的现象。他提到琴瑟之弦“皆隔四相应”,这是音高相差八度产生的共振。另外关于调弦时用纸人演奏共振的方法,更是史无前例的实验设计,比欧洲人诺布尔等用“纸游码”作的类似试验早六个世纪。

我国古代,诗词和音乐是一种姐妹艺术,文学性和音乐性是诗词不可缺少的两个属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简要说明了两者的关系。“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唐人乃以词添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梦溪笔谈》卷五,乐律第95条。)他在此阐释了诗歌发展的两个阶段,即前者是先诗后乐,乐从诗,诗歌至上的阶段;后者是诗词从乐,音乐至上的阶段。沈括明了词、曲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他十分注重将曲调与词的内容相统一,提出“声词相从”的原则。他指出“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同上)沈括赞扬了民间音乐,反映了词曲音乐的真正源泉在于民间。它还说明了,虽然宋代是文人词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发展阶段,而曲子词仍在人民生产和生活中广泛发展,并取得了真正的声意谐和。他批评了那些不顾音乐的思想感情,机械呆板地套用现成曲牌的文人,提出填词配曲,应继承古代优良传统,做到“声词相从”。

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第100条中有关于音乐美学方面的记载,沈括指出了当时演奏者中存在的一个通病,即偏重外表形式的华丽,而思想感情不充实。他说:“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古之乐师,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乐成于心,然后宣于声,则必有形容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独出于器而已。”要求演奏者应该做到艺术技巧服从于乐曲内容,音乐的形式美与内容美相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先决条件是要“通天下之志”,只有先通晓人们的思想感情,然后用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使人感动,这并不是单靠乐器上的声音所能达到的。沈括的音乐思想在当时就已达到这样的水平,足见其真知灼见。

封建社会里,乐工和民间艺人身份很低,一直受到社会的歧视,而沈括却以赞扬的口吻叙述了民间艺人的高超技艺。他在《梦溪笔谈》卷一,乐律539条中记载:“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自此始为‘一弦嵇琴格’。”文中提到的“嵇琴”是一种两弦拉弦乐器,由于曲中弦断,徐衍竟用一弦奏了全曲,足见其熟练、精湛的演奏技艺,这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拉弦乐器演奏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梦溪笔谈》和《补笔谈》中涉及音乐的条目还很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但从上述分析来看,足见其涉猎范围之广、研究之精深。音乐在沈括一生的业绩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他对音乐却有着不凡的修养和造诣,也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见解。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梦溪笔谈》和《补笔谈》中的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