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三主对诗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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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是文化中心，文人荟萃，诗人众多，诗坛成就斐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以及相关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南唐统治者对诗歌的爱好分不开。任何一种思潮与风尚的兴起都离不开有关人士的倡导，特别是统治者的倡导，诗坛的振兴更不例外。南唐的三位君主都喜爱诗歌，他们对于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倡导与推波助澜的作用，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南唐文坛产生了影响，下面分述之。

一

烈祖李虽与嗣主李相比对诗坛的影响较小，但在南唐开国之初，他所制定的一系列重用文士的策略以及对文士的优礼遇，还是极大地倡导了本国爱好文学的风气。如他的诏书《举用儒吏诏》称：“崇尚儒术，立意正大。”南唐初期，国家急于用人，选拔官吏，不拘一格，献书献策以求进身之风盛极一时。李曾委派宰相张延翰主持试院，稍有可采，即量才补用，对网罗人才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这些优礼文士的举措激发了士人的上进心与权势欲，他们大多想通过努力博得一官半职。从文献中可以看出，那些通过自奋、自励而被拔擢的士人是很多的。南唐朝廷的优礼文士，不仅有政治原因，也有其他原因。政治原因是，南唐自视为大唐的余脉，是正统，故而曾有挥师北伐、统一天下的打算，所以，为了统一大业，南唐朝廷非常注重选拔人才。另外，欲改变晚唐武人用事的局面，不得不大力选用文士。五代十国时期造成的动乱，往往由武人专权而引起，南唐统治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力欲变之。大力选用文士这一措施，从李辅吴之际就已逐渐推行。升元六年（公元942年），李下诏，大规模举用儒者。诏书云：

前朝失御，强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势弗成；不以杀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盖有年也。……昔汉世祖数年之间，披坚执锐，提戈斩馘，一日晏然，而兵戈之事，虽父子之亲，不以一言及之，则兵为民患，其来尚矣！今唐祚中兴，与汉颇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举而措之者，茕茕在疚，罔有所发。三事大夫，可不务乎？自今宜举用儒者，以补不逮。

从诏书内容来看，李对武人用事所造成的危害确有较深的认识，所以才会把重用文士作为南唐的一项基本国策。这在五代十国时期武人专权跋扈的形势下，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他本人也是少小慧颖，敏于做诗。李留下来的诗不多，最为称道的是他九岁时所做的《咏灯》：

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

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

此诗写出了他对自己身世的感受与心态。李六岁而孤，后被吴国丞相徐温收为养子，由于他相貌奇伟，又非常聪明伶俐，深得徐温的爱护，由此招致徐温儿子们的妒嫉，李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侍奉徐温。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流露出的作为一个养子的酸楚之感。

“诗言志”，李在即位之前，便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常以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与理想。他的《竹》诗曰：“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其做真龙天子的志向已表露出来，这与唐宣宗的“溪间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瀑布》）有异曲同工之妙。李有时也与臣僚论诗联句，据《五代史补》卷三载：

初，既畜异志，且欲讽动僚属，雪天大会，酒酣，出一令须借雪取古人名，仍词理通贯。时齐丘、徐融在坐。举杯为令曰：“雪下纷纷，便是白起。”齐丘曰：“著屐过街必须雍齿。”融意欲挫等，遽曰：“来朝日出争奈萧何。”

李听后大怒，当夜收徐融投于江中，从此与之谋者，唯宋齐丘而已。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对李的阴险与残忍姑且不论（这种性格特征也许是统治者所共有的），单就对雪行令联句这种活动来说，它对诗的创作就起着一个倡导、推动的作用。

二

嗣主李的诗作较少，填词相对较多。诗人李调元的《全五代诗》仅录其诗三首。但尽管如此，据史书载，李也是风流儒雅的一位天子，他工书画，喜爱做诗填词。当其嗣位之初，春秋鼎盛，歌舞击，略无虚日。一日大醉，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杨花飞恐其荒废国政，欲借机讽谏，于是唯歌“南朝天子好风流”一句，反复数遍。李闻之醒悟，赞道：“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固不当有衔璧之辱也！”［1］次日便罢宴废舞，留心政治。由此可以看出，李不但风流倜傥，而且善于纳谏改过。平时李也善于触景生情地吟诗。南唐与后周一战，尽失淮南之地，割江而治，金陵对岸，即是敌境，李因迁都豫章（南昌），郁郁不乐，遂吟诗曰：“灵槎思浩渺，老鹤忆崆峒。”后来，在庐山的百花亭吟诗刻石曰：“苍石迷大道，红叶乱朝霞。”均被后人称为佳句。在闲暇之时，李也常与臣下和诗、论诗。据《江表志》载，保大五年（公元947年）元日大雪，李诏令太弟与近臣登楼展宴，让他们望雪赋诗。时有李建勋、徐铉、张义方等臣僚在场，都有和诗，至夜深方散。其他侍臣也都有兴咏，其诗由徐铉为序，曲尽一时之妙。李诗曰：“珠高卷莫轻遮，往往相逢隔岁华。春气昨朝飘律管，东风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比，落势还同舞势斜。座有宾朋樽有酒，可怜清味属侬家。”诗中表现出了一种及时行乐的富贵安闲，虽然诗的格调不高，但语言华丽，韵味极浓。当时在李的倡议下，其他大臣也纷纷赋诗和之，李建勋诗曰：

纷纷忽降当元会，著物清明似月华。

狂洒玉墀初放絮，密粘宫树未妨花。

回封双阙千寻峭，冷压南山万仞斜。

宁意晚来中使出，御提宣赐老僧家。

徐铉和诗曰：

一宿东林正气加，便随仙仗放春华。

散飘白兽惟分影，轻辍青旗始见花。

落砌更依宫舞转，入楼偏向御衣斜。

严徐幸得金门诏，愿布尧言贺万家。

张义方和诗曰：

恰当岁月纷纷落，天赞瑶华助物华。

自古最先标瑞牒，有谁轻拟比杨花。

密飘粉署光同冷，静压庭枝势欲斜。

岂但小臣添兴咏，狂歌醉舞一家家。

以上宠臣李建勋、徐铉、张义方的和诗，因为在皇帝老子面前，又是和他的诗，当然不无粉饰之词，都是曲尽逢迎、溜须之能事，尽管如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南唐诗坛。一些大臣为了讨好皇帝，把和诗写好，当然会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地写诗填词。

李也时常与臣下讨论诗词创作，臣僚们对此更是崇敬有加，受宠若惊。有的论家称，李对冯延巳的词作警句存有妒意，认为臣下的艺术功力超过了自己，而冯延巳也是聪明绝顶之人，不敢违忤皇上，所以称颂李的诗笔比自己的好，以消除皇上的妒意。古语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皇上的爱好便是臣僚百姓们爱好的导向，李对诗词的热衷，无形中对南唐诗坛起着非常积极的影响，推动着南唐诗作的繁荣。

三

比起烈祖李、嗣主李来，后主李煜的诗作更有成就，对南唐诗坛的影响也最大。李煜是一位好学之人，史虚白《钓矶立谈》称：“后主天性喜学问，尝命两省丞郎，给谏词掖，集贤勤政殿学士分夕于光政殿，赐之对坐，与相剧谈，至夜分乃罢。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好生戒杀，本其天性。”李煜不但自己善于学习，也倡导臣僚们在业余读书学习。他是一位典型的风流儒雅的君主，不但好学能文，也通音律、工诗词、善书画，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据《江南野史》卷三载：“后主自少俊迈，喜肄儒学，工诗，能属文，晓悟音律，姿仪风雅，举止儒措，宛若士人。酷信浮图之法，垂死不悟。”通过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李煜几乎是一位典型的文质彬彬的士人形象，而不是威慑人心的一代帝王。若做一个书生，做诗填词绘画谱曲，是一件十分潇洒的事，但他却不幸做了不该做的帝王。

后主时期，科举取人渐多，诗赋之试又开始盛行。不过，与唐代一样，科场诗人很难反映南唐文学的真正成就。与盛唐双璧李白、杜甫与科举无缘一样，南唐诗人的传世之作，亦大体成于科场之外。尽管如此，“以诗取士”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南唐诗坛的繁荣，诗人们的创作有了功利性，他们就更会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南唐一直非常重视科举取士，在李煜统治时期，尤为甚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煜在宋兵围困金陵城时，仍然若无其事地举行了最后一场科举考试。公元975年正月，宋师已经越过秦淮河，杀到金陵城下。城外防守的南唐军队大多撤回城内，登城坚守。虽然宋兵在准备攻城，李煜仍然委派伍乔主持贡举，在金陵城内进行了南唐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放进士孙确等38人及第。

南唐的科举取士，特别是考试中又有诗赋一科，在很大程度上倡导了一种崇儒尚文之风，有利于诗歌创作良好氛围的营造。后主李煜的艺术造诣是非常高的，他的艺术才华和成就直接影响着宫廷的朝臣们和南唐的艺坛诗坛，因为诗歌作为一门文学艺术，与书、画、音乐等各种艺术都是相互贯通和相互影响的。李煜作为一国之君是不称职的，他没有治国之才，也不愿去殚精竭虑地为国事操劳，而是把宝贵的时间与精力花费在了吟诗填词、浅斟低唱、风花雪月上，故而艺术成就较高。另据《石林燕语》卷四载：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宴，闻其在国中好作诗，因使吟其得意者一联。煜沉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宴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宋太祖赵匡胤对李煜的做诗才能是始终抱以嘲笑态度的，两国之君，一武一文，赵匡胤是一介武夫，李煜是儒雅文人，道自不同，也不能两方相较而论其短长。在此须指出的是，李煜较深的艺术造诣与喜好，深深地影响着本国的诗歌发展。他幼年就非常好学，饱览诸子百家之言，而对儒家学说的兴趣又尤为浓厚。即位以后，他曾因众臣备位、论议平庸而慨叹曰：“周公、仲尼，忽去人远。吾道芜塞，其谁与明！”［2］于是著《杂说》百篇，自称：“特垂此空文，庶几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3］可惜其书已经失传，后人无由睹其宏论。

李煜有《文集》三十卷，允为一代巨制。可惜《文集》也已经散佚，甚至徐锴为之作的《御集序》亦不可见。今人所得，仅残文数篇而已。李煜为文，主张“道义”为先。他曾经对大臣说：“卿辈从公之暇，莫若为学为文。为学为文，莫若讨论六籍，游先王之道义。不成，不失为古儒也。今之为学，所宗者小说，所尚者入笔，故发言奋藻，则在古人之下风。”［3］

李煜不但提倡“为学为文”，更注重以文选才、以科举取士，由此可见他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唐的文化艺术事业与诗歌创作，致使南唐成为人文最盛之国，为南唐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提起李煜，我们都称道他的词的成就，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始变文人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而他的诗作成就，人们则知道得甚少。其实，其诗作也与他的词一样，着重于内心世界的抒发，读来深情缅邈，哀婉凄清。如他的怀念妻子大周后的《感怀》一诗：

又见桐花发旧枝，一楼烟雨暮凄凄。

凭阑惆怅人谁会，不觉潸然泪眼低。

层城无复见娇姿，佳节缠哀不自持。

空有当年旧烟月，芙蓉城上哭蛾眉。

李煜的诗歌成就不如词，但也斐然可观，其诗留存50多首，内容像他的词一样，多为慨叹身世之作，一部分为唱和之作。

综上所述，南唐三代君主对艺术、文学的爱好与倡导，对本国诗歌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由此造成其诗在五代时期成就最著的局面。

参考文献：

［1］郑文宝.南唐近事［M］//.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10.

［2］史虚白.钓矶立谈［M］//.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17.

［3］徐铉.徐公文集［M］//.御制杂说序，四部丛刊本，卷18.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