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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克·阿诺:伟大的故事关乎人类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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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看的是2008年《狼图腾》的法文版,这部小说哪些部分吸引了你?

阿诺:我最爱的是整本书的主题。这本书让我兴奋之处,是通过来自北京的年轻学生的视角,去发现蒙古族文化的智慧、蒙古族人民的魅力。从中我得知蒙古族人的善战得益于对狼群的模仿。其次,我个人十分喜欢观察社会与文化。

我对当时的中国不是太了解,但我知道那时候人们就已受到污染的困扰了。这本书告诉人们如何保护环境,它在中国十分畅销,这表明环境污染由始至终都是一个全球化问题。有关美丽的蒙古草原和狼群,有关如何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的主题,向来是我的心头所爱,这些都让我激情澎湃。

问:所以环境问题是你在电影《狼图腾》中展现的主题?

阿诺:是我关注的重点之一。此外,我和这个故事有共鸣。姜戎,也就是本书的作者,1967年从北京被送到内蒙古,我也在同一年从法国巴黎被送到非洲中西部的喀麦隆。去之前我对那里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到了之后,我彻底爱上了那个地方,因为它和我之前接触过的完全不一样。我在那里了解到“我是谁”。这段经历,就像内蒙古对于姜戎一样,完全改变了我(他)的人生。这就是我对这个故事毫不费劲就产生了共鸣的原因,我在故事里看到了自己。

其次,我很多作品的共同主题就是,一个或几个年轻人,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生活,或者认识了一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被彻底地改变。就像我拍的《情人》,描述了一个年轻的法国女子在越南生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中国男人,从此永远地改变了自己,这样的主题我非常喜欢。

问:《狼图腾》很畅销,但与此同时,它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于这些争议,你怎么看?

阿诺:有争议是好事,这些观点都有正确之处。但是,还有很大一批读者认为这是一本令人兴奋的好书。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会招致大量可怕的恶评。好评恶评我们都需要。

问:我们采访姜戎时他提到,“这部小说是‘中国的故事,西方的精神’。”有人认为,书中描述的草原文化,与西方文化更为接近。你同意吗?

阿诺:我认为中国读者的数量会比西方读者数量还多。伟大的故事不是关乎民族国家的,而是关乎人类人性的。

好电影会得到全世界认可,比如《末代皇帝》。假如你满脑子想的是,怎么让北京朝阳区某条街上的那个人看懂我的故事,那你还是别拍电影了,每天晚上写在自己的小笔记上给自己看好了。

问:好莱坞发行方经常抱怨,美国人对“很中国”的故事不感兴趣,因为“太中国”了,跟他们也太远了。你怎么看?

阿诺:有时候你喜欢的小说背景是19世纪,一个遥远的国家,作者也生活在那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你爱上这本书。要让人喜欢你的故事,你本身要热爱你写的这个故事,其次是讲故事的天分。我有很多中国同行都很会讲故事,比如李安。他拍过西部牛仔的电影,拍过海上漂着的老虎,拍过19世纪的故事,都是很中国的方式,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拍电影前,不该害怕有人看不懂。我刚开始根本没有想过我的电影有那么多人看,我只是跟随我的心来考虑,我的朋友会喜欢怎样的故事而已。你不能为一些你完全不了解的人拍电影。要是你只是想着,“发生在我女朋友身上的事挺值得拍成电影的”,那么找到好演员,找好角度,你就会成功。越是个人化、私人化的故事,越是全世界共通的故事。

问:中国不缺“个人化”、“私人化”的故事,但看上去并没有“全世界共通”。

阿诺:原创故事必须和你有关,但是一个人的故事有可能因为太过私密而令人丧失兴趣,为了让别人对这个故事保持兴趣,就要让它变得特别。陈阵和小狼在一起时展现出来的人性,那种真正的善良,根本不用特意强调,就能看出他对小狼的爱是多么真诚。导演和演员的真实情感,总是会通过银幕表现出来。拍爱情,要让人感觉到那种化学反应;拍内蒙古,要让人感受到你爱着内蒙古。假如导演对内蒙古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千万别拍。

问:你曾和姜戎一起去内蒙古采风,你们一起相处了三周,那三周的收获是什么?

阿诺:姜戎给我展示了很多对他意义非凡的地方,比如他发现小狼时它藏身的那块石头,比如那些还记得他的老人家。姜戎的激情让我印象深刻,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让车停下来,激动地把路边的花草山石指给我看,向我介绍不同的羊群,狗在晚上怎么吠的,人们怎么吃奶酪的。有一次,他还让翻译和他一起扮演狼,我扮演猎人。这是属于姜戎的回忆。姜戎非常热心地想以纪录片方式还原那时候的生活方式、自然环境,他对细节的还原非常执著。

问:你和影片的原著有很多接触,比如你说姜戎想象中《狼图腾》应该是纪录片风格的,那你是怎么在原著和剧本改编中寻找平衡的?

阿诺:小说可以读100个小时,而电影只有1小时45分钟。你读完一本书,不可能什么都记得,当你向朋友复述的时候,你只是在对这几个特定的场景作总结。我也一样,读完一本书,能记得的场景人物是有限的,而电影就是我对这些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人物的复述。

一本好书是一本真诚的书。而我记得的东西,我也会很真诚地把它拍成电影。当然,只要是和书不一样的载体,展示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把小说改编成音乐剧,或是刻成雕像,结果是不同的。我的电影里有很多元素是受到小说影响的,但也有一部分不是。我的两部电影,《情人》和《玫瑰之名》,都是改编自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两部电影和原著都不尽相同。书和电影本身就是不同的。

(大野汇编自《南方周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