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动因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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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对称二元性是词汇符号一个普遍而重要的特性。本文尝试从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两个视角探讨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动因与机制，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为词汇符号的非对称二元性提供了可能，人类以优化思维为取向的认知特性是造成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根本性原因，人的生理机制以及词汇符号连续性与变化性、符合标准和富有表现力、经济性和丰富性之间的矛盾也是造成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动因；机制

1. 引言

非对称二元性是词汇符号一个普遍而重要的特性。“词不同于其他符号的另一特点，是其作为能指的语音物质与作为所指的意义内容（兼指其内涵与外延）没有一对一的关系”。[1]43毫无疑问，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大量的一词多义、同音异义和同义现象。正如О. С. Ахманова所说：“最自然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每一个‘语言意义单位’对应一个单独的固着在它身上的‘外壳单位’。但是这种抽象推理出来的、可能是合乎愿望的和‘方便’的状况事实上是不存在的。”[2]108

语言符号的非对称二元性思想最早由日内瓦学派学者卡尔采夫斯基（С.О. Карцевский）所提出。他在《语言符号结构的非对称二元性》一文中指出，语言符号及其意义的界域并不完全吻合，同一个符号可以有几个意义，而同一个意义又可以用几个符号表达。任何一个符号都具有与别的符号构成“同音异义”或“同义”的潜能，即符号由思维现象的这两个系列的交叉构成。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波动的、紧张的。能指趋向于获得另外的意义，所指趋向于能够被原有能指以外的其他能指表达。两者处于不对称状态，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卡尔采夫斯基认为，正是语言符号结构的这种非对称二元性才使得语言有可能发展。[3]85-90

卡尔采夫斯基的上述思想受到了雅柯布森和瓦海克（Vachek）的高度评价。雅柯布森（1932）指出，我们完全接受卡尔采夫斯基的观点，语言符号的非对称结构是语言变化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瓦海克（1966）认为，卡尔采夫斯基的观点无疑是对雅柯布森（1929， TCLP2）观点的补充，其重要意义在于卡尔采夫斯基在语言系统的更高一层次上强调符号。[4]115-116

语言符号的非对称二元性思想在俄罗斯语言学界受到了较多的关注，研究较为突出，包括对卡尔采夫斯基理论的继续探索（如В.Г.Гак的研究），以及在卡尔采夫斯基理论指导下考察具体语言问题的研究，如词汇学、词法学和句法学等领域的非对称二元性研究。然而，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整个研究在深度上仍显得不足，大多局限于现象描写，而疏于对语言符号非对称二元性实质及动因的深入挖掘。而在我国语言学界，对该问题进行探讨的著述尚不多见。

因此，本文决定以词汇符号为主要考察对象，尝试探讨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动因与机制，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深化该理论。

2. 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动因与机制

以下我们将分别从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两个视角考察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动因与机制。

2.1语言内部原因

2.1.1词汇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

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形成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由词汇符号能指与所指的非对称发展所造成。词汇符号能指与所指非对称发展的一个趋向是能指保持不变，而所指发生变化，出现同一个能指表示几个不同所指的情况，即形成一词多义现象。词汇符号所指发展变化的终极界限是同音异义词。随着词汇符号能指不变，而各所指在历史发展中失去亲缘关系，词汇符号就由多义词裂变为同音异义词。例如，пленить1 — ?взять в плен， лишить свободы （俘虏，俘获）? 和пленить2 — ?очаровать， увлечь （迷人，使迷恋）?。它们很可能曾是同一个动词的两个意义，而现在仅通过弱化的词汇-语义变体 ?подчинить， покорить （使服从于，征服）? 相关。[5]215 词汇符号能指与所指非对称发展的另一个趋向是所指保持不变，而能指发生变化。该方向变化首先表现为产生语音变体（如галоша — калоша， ноль — нуль等）和形态变体（如лиса — лисица， эллипс — эллипсис等），其终极界限是同义词。语言中一般不允许长期存在两个完全等值的变体，总利用它们表示不同感彩、语体属性，一旦进一步发生语义上的细微变化，那就超出一个词的变异，而成为所谓的同义词（实际上是近义词）。[1]41 例如：симпатичный — симпатический在达里（В.Даль）的时代还只是一个词的两个变体（在达里编撰的词典里可以说：симпатическая душа， симпатический человек， симпатичный человек）[6]15，而现在已经演变为同义词。

二是在多种语言规律的作用下偶然形成。例如，大多数的同音异义词和部分同义词都是偶然形成的。

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词汇符号能指与所指间的任意性都为其提供了可能。

首先，由于词汇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能指采用什么形式，并不需要由所指依据一定的物质形状、物理特性来决定。而其他一些非语言象征符号，其所指则在自然关系，比如自然类比性、物质形态等方面决定、制约着能指的形态。例如，在中国，用竖起大拇指而不是别的手指头来表示最高级的赞赏，这是因为大拇指在五个手指头中排行第一且最为粗大；用苹果而不是别的水果来象征平安，这是因为在汉语中苹果的“苹”与平安的“平”同音。正是词汇符号能指与所指间的任意性使得同一个语音词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所指内容，而同一个所指内容也可以由不同的语音词来表示，从而造成词汇符号的非对称二元性。

其次，词汇符号能指与所指间的任意性，使得两者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可能按照自己的规律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词汇符号能指与所指间关系的转移。正像索绪尔所说，“语言根本无力抗拒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7]113“情况是最复杂不过的：一方面，语言处在大众之中，同时又处在时间之中，谁也不能对它有任何的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又使人们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结果是，结合在符号中的这两个要素以绝无仅有的程度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生命，而语言也就在一切可能达到它的声音或意义的动原的影响下变化着，或者毋宁说，发展着。”[7]114 非对称二元性正是词汇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发生转移所造成的结果之一。

2.1.2 词汇符号连续性与变化性之间的矛盾

作为某一社会集团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词汇符号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历史因袭的结果。索绪尔曾指出，“在任何时代，哪怕追溯到最古的时代，语言看来都是前一时代的遗产”[7]107-108，“事实上任何社会，现在或过去，都只知道语言是从前代继承来的产物而照样加以接受”[7]108。因此，词汇符号具有连续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词汇符号的连续性、稳定性只具有相对意义。词汇符号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是语言诸要素中最敏感、最活跃的物质，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经验世界的变化以及人对经验世界认识的变化都会导致词汇符号发生变化。

因此，词汇符号既是连续的，又是变化的。受该矛盾的制约，在词汇符号系统的变化中，对过去的完全不忠，即整个词的产生或消亡属于少数情况；更常见的是在保持旧有材料的基础上对过去的相对不忠，即词汇符号或能指保持不变而所指发生变化，或所指保持不变而能指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词汇符号部分发生变化。

2.2 语言外部原因

2.2.1 生理机制

人的生理特性也是造成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受人的生理机能的制约，从人口中发出的具有区别性的语音数量总是有限的。不论世界上的哪一种语言，它所运用的音位，最多也超不过几十个。例如，俄语有42个音位，其中元音6个，辅音36个；汉语普通话一般认为有31个音位，其中元音9个，辅音22个。[8]37

另一方面，尽管语音分层组合后可以获得一个较大的量（而且，从理论上讲，如果对语音组合的长度不加限制，组合的数量可以是无限的），但是作为生物体，人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这就意味着，人能正确辨别和记忆的语音组合的数量和长度是有限的。

此外，词汇符号能指的线性特征以及属于听觉的性质，决定了言语活动的瞬息消失性。口语活动，声音既出，转瞬即逝。该特性更是给人的感知能力和记忆能力带来了极大挑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能指的长度和数量。

上述特性都决定了人类所能使用的语音形式是有限的。而另一方面，人类语言所要传递的意义信息却是无限的，自然语言的信息总量大致等于人类思想的信息总量。这就使得音少意多成为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现象，几乎所有语言都存在一词多义和同音异义现象。

2.2.2认知机制

卡尔采夫斯基在论述语言符号结构的非对称二元性时指出，“对现象进行认知，是将现象纳入我们的知识总和，确定可以在其交叉点上找到该现象的坐标。真正新的不是坐标本身，而是它们的相互关系，它们的交叉”。[3]86 这段论述已经指明了探寻语言符号非对称性动因的一个重要方向——人的认知特性。

认知科学认为，人的认知活动以优化思维的思维方式为主导倾向。西蒙对优化思维进行过具体的论述：优化思维注意的是从当前处境同可掌握的手段的最佳契合来考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关心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利益，从而实现人类活动的最大限度的合理性和有效率。[9]3 这种思维运作强调建构行动与目的之间合理的逻辑关系以及优化的方法取向。

由于这一认知特性，人类在处理新事物、新现象的时候，一般不采取从完全空白的状态进行解释的方法，而是首先把以往经验的框架套到这个现象上，看是否可以解释，也就是在新知与旧知之间建立某种关联，借助旧知来认知新知。只有当新现象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经验，才需要创造新的经验框架。

受该认知特性的制约，面对生活世界情境中尚未被编成代码的新事物、新现象，语言使用者一方面必须创造新的代码，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希望在创造代码时尽量减少自己的脑力、体力付出，以最小的加工代价来获得最大程度的认知效果，同时还要尽可能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意思，减轻听话人在理解过程中的认知努力。因此，一方面，语言使用者常常借助原有能指来表达新的所指，导致形成一词多义、同音异义等现象；另一方面，利用相近的语音形式来表达相似的所指，导致形成部分音同的同义词（俄语同义词的基本类型正是部分音同的同义词，现代汉语中由复合词构成的同一同义词序列中的词也大多含有共同的词素）。这就使得词汇符号主要沿着两根轴线发展变化，或能指获得另外的意义，或所指能够被原有能指以外的其他能指表达，从而使词汇符号呈现出非对称二元性。

2.2.3语用机制

作为以交际为取向的语言，其特性是存在着一些有规律的矛盾趋势，如符合标准和富有表现力、经济性和丰富性等。正是这些矛盾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是造成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语用机制。

2.2.3.1符合标准和富有表现力的矛盾

一方面，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某一社会集团约定俗成的结果。因此，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总是要遵守一定的常规，即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或者说要符合标准，才能实现有效的交际。

集体惰性也会对一切语言创新产生抗拒，从而使语言陈规化。正如索绪尔所指出，“语言却是每个人每时都在里面参与其事的，因此它不停地受到大伙儿的影响。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语言是最不适宜于创制的。它同社会大众的生活结成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惰性的，看来首先就是一种保守的因素”。[7]110-111

另一方面，人的创新、求美的审美心理常常会突破语言常规的约束，使语言非惯例化，从而产生出更新、更富有表现力的表达。“人类最初有要求输入秩序的欲望，但却不能容忍长久地安居于一个完全被秩序封闭了的世界。迟早人类还是要被创造行为所驱动，尝试部分地或全面地改组原有的秩序。就象我们已经见到的，诗人是首先向这个语言牢狱挑战的人”。[10]6当然，不仅是诗人、文学家，就连普通人在自己的言语活动中也不断地追求创造的快乐，追求更新、更巧、更令人愉悦的语言形式，以引人注目、不落俗套、博得好感。

受上述矛盾趋势的制约，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更常见的情况是词汇符号局部发生变化。

2.2.3.2 经济性和丰富性的矛盾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G.K. Zipf在1949年出版的专著《人类行为与省力原则》中，提出了一条指导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省力原则。所谓省力原则，简单地说，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作为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实践自然也遵循这一原则。例如，G.K. Zipf在书中指出，“语言中的短词很明显地比长词更受到人们的欢迎”，“总的来说，词的长度跟它的出现次数成反比，尽管其比例不一定很严格”。[11]89

实际上，语言符号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的发明。Н.Б. Мечковская指出，在“表达层——内容层”的符号学对立中，处于注意焦点的不是形式和内容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而是它们的非对称性，有时是规模大小的不同。表达层决不总是内容的“外壳”或者“容器”，常常只不过是“记号”、“标签”、“最小表征体（репрезентативная малость）”，就算表达层被压缩、被浓缩了，但与所指、与标签的指示对象相比，总是“少（малость）”。从符号信息过程的“技术”和“经济”角度来看，符号必须的和本质的“经济性”，即能够用“少”来表示或表征“多”，是符号的宝贵特性。[12]23-24

因此，语言符号使用和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为追求省力而使用尽可能少、尽可能彼此相同的单位。

但另一方面，语言是交际工具，完成交际功能、取得交际效果才是其根本目的，“经济”、“省力”不能以放弃这个目的为代价。正如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所指出，言语活动中存在着从内部促使语言运动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归结为人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与人在生理上（体力上）和精神上（智力上）的自然惰性之间的基本冲突。交际和表达的需要始终在发展、变化，促使人们采用更多、更新、更复杂、更具有特定作用的语言单位，而人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惰性则要求在言语活动中尽可能减少力量的消耗，使用比较少的、省力的、或者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这两方面的因素相互冲突的结果，使语言处在经常发展的状态之中，并且总能在成功地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达到相对平衡和稳定。[13]56因此，语言符号使用和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为完成交际功能、保证交际效果而使用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彼此不同的单位。

这两种对立趋势相互作用、相互妥协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语言中有多义词，考虑到了经济、省力的需要；另一方面，语言中有同义词，考虑到了区分细微意义、细微感彩，区分不同语体的需要。

3. 结束语

以上我们从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两个视角考察了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动因与机制。我们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为词汇符号的非对称二元性提供了可能，人类以优化思维为取向的认知特性是造成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根本性原因，人的生理机制以及词汇符号连续性与变化性、符合标准和富有表现力、经济性和丰富性之间的矛盾也是造成词汇符号非对称二元性的重要原因。当然，本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尝试性的，我们更希望能以此文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到此问题的研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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