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集群、分工与市场的共生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商业集群、分工与市场的共生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分工与市场之间是一对互利共生的关系：一方面，分工的程度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市场规模也受到分工程度的制约。商业集群是分工与市场的共生环境，商业集群的形成，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实现了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能够为分工与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分工；市场；商业集群；消费者剩余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3-04
作者简介：尹德洪（1968-），男，江苏连云港人，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流通经济学。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面上项目“京津冀都市圈商业集群问题研究”，项目编号：SQSM201110037001；北京物资学院产业经济学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经济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以及北京市教委人才强教深化计划项目，项目编号：PHR201106139。
一、引言
尽管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以及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会导致市场机制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这并不能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四大曾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中国也正是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过程中，才实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高速增长的奇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了9%，在某些年份甚至达到了10%以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之外，市场在其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应该说，自从商品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以来，就有了市场的问题。市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以从营销观念的变迁中得到解释。
迄今为止，营销观念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依次是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和社会营销观念。其中，生产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经济还处于卖方市场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稀缺，商品供不应求。生产观念也被称为“生产中心论”，其典型口号是“我能生产什么，就出售什么”。在这一阶段，生产者只关心生产而不关心市场，市场基本上不起作用。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时出现了生产者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产品观念。持有这种观念的生产者认为，只要产品质量优、性能好、有特色，就不愁生产的产品没有销路，“酒香不怕巷子深”就是产品观念的代表。实际上，在这一阶段的生产者过分迷恋自己的产品，而忽视了市场需求的变化。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化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物质产品的生产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生产厂商为了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开始重视产品的推销工作，并因此导致了推销观念的产生。由生产观念、产品观念向推销观念的转变，体现了企业经营思想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仍然局限于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宣传，并没有真正摆脱“以产定销”、“以生产为中心”的范畴，市场的重要作用在推销观念阶段依然没有得到体现。
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随着物质财富的生产不断丰富和积累，消费者对产品需求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传统的卖方市场逐渐被买方市场所取代。生产者意识到消费者是以利己为动机的，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要想实现生产者自己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就必须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进行资源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营销观念诞生了。市场营销观念的出现才真正体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供不应求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商品的价格上升；当供大于求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商品的价格下降。直到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相等时，才实现了市场的均衡，市场机制也因此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就是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实现有序运转的。然而，市场均衡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市场非均衡反而是一种常态。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分工不断深化，供大于求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么，如何实现分工与市场的共生，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分工、市场与商业集群
分工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确立了分工在经济学中的首要地位。“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1]。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2]。分工起因于交换的需要，而交换又源于人类互通有无的天性。斯密由此推断：交换的发展决定着分工的发展，而交换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于是，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着交换，进而决定着分工的程度。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提出了后来被斯蒂格勒称之为“斯密定理”的重要理论，即“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3]。斯密定理被阿伦·杨格（Allyn Young）誉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富有启发性、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并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人称为“杨格定理”的理论，即“分工演进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4]。杨格定理揭示出分工与市场之间是“共生”的关系，它们彼此之间共同生存、协同演化。
“共生”一词源于希腊语，最早是由德国真菌生物学家Anton . Debarry提出来的，后经Famintsim和Prototaxis的完善和发展，特指不同种属按照某种物质联系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或者抑制的关系[5]。Debarry曾明确指出共生关系不是短期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共生理论开始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运用于他们各自的科学研究中。
共生包含三个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6]。其中，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共生单元，它是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共生模式也被称为“共生关系”，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相互结合或相互作用的方式。共生模式根据行为模式可以划分为偏利共生关系、寄生共生关系、对称互利共生关系和非对称互利共生关系。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影响因素的总和。共生体与共生环境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根据环境对共生体影响的结果，可以将共生环境分为正向共生环境、中性共生环境和反向共生环境三种。正向共生环境能对共生体起到激励的积极作用，中性共生环境对共生体起不到任何作用，而反向共生环境起到抑制的消极作用。同样，共生体对共生环境的影响也表现为三种类型：正向作用、中性作用和反向作用。在共生关系的三个要素中，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模式是关键，共生环境是外部条件。
很显然，在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共生关系中，分工和市场是共生单元。由于市场容量限制市场分工（斯密定理），如果市场容量扩大就能够使分工也随着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杨格定理），如果分工扩大也会使市场规模随着扩大。因此，分工和市场之间的共生模式是对称互利共生关系。那么，分工与市场之间“共生”的环境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和杨格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或是由于受到当时数学分析工具的制约，虽然亚当·斯密和阿伦·杨格都注意到了分工演进和市场规模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能够进一步分析连结分工和市场规模的纽带实际上是交易效率的高低。直到以Rosen、Becker、杨小凯（Yang）、Borland 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问世以后，才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研究。“交易效率”（transaction efficiency）最早是由杨小凯提出来的。“交易效率”和“分工演进”理论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框架之一。杨小凯等认为，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7]，并且“由于分工有网络效应，所以如果与分工有关的交易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则分工的网络效应会变成一个大交易网络在一小块地方的集中和多样化经济效果”[8]，而杨小凯在这里所说的“与分工有关的交易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业集群①。
虽然商业集群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商业街、商务中心区（CBD）、集贸市场、购物中心等，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商业集群既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不是商业活动有目的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商业集群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商业集群是一种经常发生的行为，绝不是个别现象，它在商业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利益具有普遍性[9]。但直至今天，学术界对商业集群究竟该如何定义仍然存在分歧。Rosenfeld认为，要想给出商业集群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世界上有多少个组织在使用商业集群，就会出现多少个商业集群的定义版本[10]。
关于商业集群形成后所能带来的好处，有三种比较典型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方便消费者关联购买说。所谓关联购买是指消费者在一次购物出行中购买多种商品。与关联购买相关的用语是“一站式购物”。石原武政认为，“业种店通过形成商业集群，作为一个整体，就可以应对消费者的关联购买行为了”，“即使每个商业者的个别备货物分别受到业种的限制，也可以通过异业种店的邻接、备货物的互补，使集聚整体形成更丰富的备货物”[11]。第二种观点是利润说。相对于从消费者角度阐述的方便消费者关联购买说，利润说则是从商业企业的角度来解释的，认为商业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是促使商业集群形成的根本驱动力。出于对成本节约、知识的创新、品牌和社会资本以及风险规避等的考量，最终使商家聚集在一起，从而形成商业集群[12]。第三种观点是外部经济说。所谓外部经济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的一项经济活动会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好处，但他自己却不能由此而得到补偿。此时，消费者或生产者从其活动中得到的私人利益就小于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收益。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需求的外部性使顾客被某家或几家零售店（通常是商业集群中的大型店铺）吸引到商业集群，该顾客可能顺便惠顾商业集群的其它店铺并且购物，从而增加其它店铺的营业额”[13]，“集群内的各商业企业相互依赖，彼此作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共同运行，由此产生“1+1>2”的经济效益”[9]。
实际上无论是哪种观点，都是围绕着构成市场的要素——供给（生产者）和需求（消费者）进行分析的，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博弈，最终实现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或者生产者剩余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或者说消费者剩余最大化。但由于市场经济是买方市场，因此，虽然商业集群是无数商家集聚的场所，但如果能从消费者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可能更合乎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
三、商业集群的消费者福利效应分析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分工的程度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斯密定理），另一方面市场的规模也受到分工程度的制约（杨格定理），分工与市场形成了一对互利共生的关系。在消费者处于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就必须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而商业集群作为分工与市场互利共生的外部环境，不但能够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而且能够有效地抗衡各类不同的竞争主体，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而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也迫切需要一个交易效率高的市场，商业集群的形成无疑能够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分工、市场与商业集群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商业集群中商业活动的开展，常常伴随着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发生，这些都是以政府能够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在商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个功能完善的商业集群，必然会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效率的提高，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实现生产者、商家和消费者的三方共赢。
注释：
①杨小凯在原文中使用的是“市场”这一概念来代替“商业集群”的，杨小凯将市场定义为众多贸易伙伴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他们之间的所有交易（杨小凯，1998）。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8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
[3]乔治·J.斯蒂格勒.产业组织[M].王永钦，薛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9.
[4]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J ] . Economic Journal，1928，38：527-542.
[5]Ahmdajina V. Symbiosis：an Introduction to Biological Association [M].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1986.
[6]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7]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Rosenfeld，S.A. Bring Business Clusters into the Mainstrea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7，5（1）：3-23.
[10]Rosenfeld，S.A. Industrial-Strength Strategies：Business Clusters and Public Policy. The 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 Washington ，DC.，1995：136.
[11]石原武政.商业组织的内部构成[M].吴小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2]Illeris S. The Service Economy：A Geography Approach. John Wiley & Stons， Chichester， 1996.
[13]Eppli M.J.&J.D.Benjanun. The Evolution of shopping Center Research：A Review and Analysis [J].The 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1994，9（1）：5-32.
[14]Masahisa Fujita & Jacques-Francois Thisse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