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银商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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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扰扰的刷卡风波从深圳蔓延向各地，“银商之争”从火并到了僵持，至今还看不出落幕的意思。总不能一直这么火并或僵持下去。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要想找出“银商之争”的解决之道，先要彻底弄清双方到底在争什么。
有人说，这场风波是因银行危机公关技巧拙劣而引发的。果真如此吗？
先回溯一下“战事”的发展轨迹：甫一开战，导火索是费率，银商爆发争执；接着，焦点直指银行垄断定价；没过多久人们发现，其实是银行的定价机制失灵，甚至是缺位；但最后大家反应过来，连自己成本都弄不清的银行，所定之价即使真的合理，也无力说服市场认同。
为了进一步求解“银商之争”，可以先绕开法律层面的争议，把费率集中定价的垄断问题也放到一边，然后做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即假设集中定价机制确实可以使各方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各方都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只要可以得到最优惠的价格，就可以接受集中定价（哪怕是垄断）。由此，我们可以引出的是――
1％，是高还是低？
如果完全依赖市场来判断，这是一种奢望。
其实对于费率到底是高还是低的问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会作出自然反应的。如果高了，接受的商户自然就少，银行卡交易就难以达到规模，银行也根本不可能通过制订高价来获得垄断利润；反之，过低的手续费收入会导致银行成本与收益倒挂，那么银行自然就会放弃发卡或收单，那商户也就享受不到卡基支付的优势，于是就会退而接受较高的刷卡手续费。
因此有的银行就摆出了这样的观点：让市场来决定吧，不需要强买强卖。装不装POS，完全由商户选择。但是如果认可了费率，并签订了刷卡合作协议，却又中途罢刷，那就是法律上“违约”的概念了。
这个观点确实很市场。但是，当前的中国银行卡市场究竟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银行有没有足够多的特约商户资源来抵抗市场对价格调节的考验？
尽管如今的国内银行对于市场化理念的接受程度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但1%的费率究竟是高还是低，完全依赖市场来判断肯定是一种奢望。说到底，隐藏在中国式市场经济后面的是不完全信息，而信息不对称必然带来不完全的市场竞争。所以说，我们先前提到的“完全理性经济人”只能是一种假设。
产品不同，费率理应各异
在银商之争中，争来争去似乎仅限于围绕1%的上下左右，鲜见有人触及这1%的内部，即从产品的角度来分析1%的高低与否。解剖刷卡费率是否合理，应该深入到银行卡产品本身的功能特点和成本收益。
银行卡主要分贷记卡、借记卡两大类别，贷记卡中还有准贷记卡，而借记卡中又分为签名借记卡和密码借记卡。贷记卡与借记卡虽然都长着卡的模样，但它们的成本与收入结构却有很大区别。
信用卡的成本主要包括：垫付资金成本、透支风险损失、交易成本、清算成本；而借记卡的主要成本只有交易成本和清算成本。
从收入结构角度:信用卡是信贷产品，按照国际上行业平均统计数据，70％的收入来自于透支利息，其余来自商户佣金和年费收入；借记卡是储蓄产品，其存贷利差是银行可以获得的一项重要收入，同时借记卡有结算账户的功能，可以获得转账支付及其它中间业务收入，商户佣金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收入。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产品是否应该收取一样的刷卡手续费呢？
事实上，在国外成熟的银行卡产业中，信用卡和借记卡的扣率水平相差甚远，计算扣率的方法也不同。一般来说，信用卡的扣率水平大大高于密码借记卡的水平，签名借记卡则比照信用卡的收费标准。信用卡扣率水平根据商户所在行业的不同各有差别，通常从1.5％～5％不等。
美国是信用卡最为普及的国家，商户受理手续费平均在2％～3％；欧洲各国手续费一般在1.5％～2％；澳大利亚平均为1.3％;东南亚和日本、韩国基本上是2％～3％以上。但借记卡的扣率收入比信用卡要低得多，平均只有0.03%左右(资料来源:Stifel Estimates)。例如美国的平均扣率为0.25%～0.45%，德国为0.3％，加拿大为0.2加元/笔等。另外，在西方发达国家，贷记卡手续费一般是按照交易量来计算，而借记卡则大部分是按照笔数来计算的。
贷记卡和借记卡在手续费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两者功能和定位上有所不同。相比之下，贷记卡由于其信贷消费的功能，更有助于将持卡人的潜在需要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刺激消费购买。这个引诱消费的效用吸引商家愿意接受更高的扣率。特别是一些经营高端、购买弹性大产品和服务的商户，如五星级宾馆、名牌服装店、饭店等。在国外，甚至有的古董店扣率高达７％，他们也乐意接受。
其次，从风险管理和转接成本来看，两者也有明显差异。在国外，贷记卡和签名借记卡是通过持卡人签名来确认交易的，由收单机构通过卡组织的网络跟发卡机构清算。因此，存在透支、潜在坏账以及被欺诈的可能性较大，对银行来说，风险管理的难度大，成本较高。而密码借记卡走的是一种叫作EFT的网络，其交易模式是在线授权、即时扣账，而且这种在线交易是单信息交易，交易处理的边际成本比较低，ATM网络基本上都能支持，因此介入在线借记卡的业务需要的投资比较小。加上借记卡不可透支，对银行来说，是一种低风险、低成本的支付工具。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银行卡产品商户所承担的手续费应该不同。而我国目前在手续费的定价上，商户无论接受贷记卡还是借记卡都是采取“一刀切”的标准，只是根据行业上的不同有所区分，并未根据卡产品的不同而进一步细化。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个极大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对于不同品种卡应该有不同扣率的道理，银行是心知肚明的，但商户却不一定明知就里。不过在这场“搏弈”中，银行与商户互有得失。与国外比较，在我们这个“一刀切”的1%中，银行得了借记卡扣率偏高的便宜，商户实际上也沾了信用卡扣率偏低的光。
不能忽略的前提条件
当然，这种简单的国际数据比较还是很武断的，忽略了一些前提条件。比如,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的模式与国外迥然不同。
中国银行卡是从借记卡起步的，我国现有的6.9亿张银行卡中，密码借记卡的发卡量与交易量都占据了绝对比重，贷记卡业务也就是这一两年才启动的。据此国情，银行卡的交换网络系统也是借记卡的，贷记卡与其“将就”着共用一个网络。对于两种产品同一网络的问题，银联也有苦衷：“重构或修改网络都需要付出很大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而且现在的贷记卡市场条件也不够成熟。”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忽略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服务。不管1%与国外相比哪部分高了,哪部分低了，我们相应的服务水平能不能与此价格相匹配呢？如果考虑了这些因素，那么我们与国外比较的前提条件是否还要打些折扣？
实质上，产品功能的辨析还是无法推解银商之争的结果。再换一个角度看，也许银商之争久久未能将息的根子，还在于矛盾各方不能提供充足的成本核算数据，来为自己对费率高低的判断提供有利的证明。
于是我们再做一个假设：假定争论各方都抛开当前费率高低的质疑，一致同意接受谁受益谁承担成本、分摊的成本多少与受益的程度成正比的市场化原则,而在银行卡产业链中，银行、商户、政府（代表消费者及社会公共利益）均受益，那么这四方都应该承担成本。
可是――
银老大的“糊涂账”
对于我国银行卡产业的投入与成本，银联提供了这样一笔“大账”：
■ 一张银行卡的制作成本1元～2元，目前全国已发行银行卡近7亿张，而且几年就要更换一次；
■ 一台POS机过去达1万元，现在也要3000元～6000元，目前全国有联网POS机36万多台，此项投入至少10多亿元；
■ 全国ATM机6万多台，按每台25万元～30万元计算，投入即超过150亿元；
■ 还要加上机房的建设、系统的研发、设备的维护、资金的清算、人员的投入；
这样,我国银行卡产业投入的资金至少达数百亿元！难怪银行界人士称，如果把所有银行的银行卡业务拿出来单独核算，无一不是亏损的。
据中国银联对全国18个城市的统计，除酒店宾馆类商户能够达到盈亏平衡点外，其它一般商户类、房地产批发类、超市加油站类和医院学校类商户的收单业务，超过60%的城市也都处于亏损状态。虽然去年银联的收入达到4亿多元，但相对于前期的巨额投入，中国银联到目前也没有实现盈利。
不过银行或银联也只能提供这样的“大账”，具体分析到银行卡每一个产品精确的成本效益财务数据，估计没有多少银行能够提供得出来，占据发卡业务大半壁江山的国有商业银行更是不可能算的清楚。而这也正是此次刷卡费率纷争中银行一方的软肋。
据某国有银行会计部的工作人员透露:银行卡的固定成本基本能够算出，但是每张卡的贡献率算不出来，只能估计，所以算不出平均利润或是超额利润，成本收益核算都是糊涂账。
长期以来，在特有的运行机制下，我国银行业逐渐形成了重指标、轻管理，重数量增长、轻质量增长率的经营特点。这种经营方式导致成本费用观念淡漠，预算软化，忽视成本－效益恰当配比，利润驱动力微弱等后果。不仅经常忽视经营中的成本控制，也缺乏成本资料和必要的成本管理技术手段。目前,一些银行所实施的成本管理，实质上只是费用管理，尚未建立以产品为对象的成本核算系统，根本无法提供精确的成本信息。而只有了解和掌握产品成本的详细资料，银行才能有的放矢地控制和降低成本，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准确进行产品定位。因此，也难怪银行算不出目前刷卡业务的贡献率到底有多少，无法为当前的费率定价举证。
而与此相比，西方商业银行由于大多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产权结构清晰，经营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并确保经营运作的良性循环，因此已在经营管理中形成了非常明确的成本管理理念。不仅每一项产品、每一项业务都核算风险、成本和收益，即使在银行内部，提高服务和接受服务的部门或人员，也都要进行成本核算。成本核算的观念贯穿于业务经营和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
可见，只有改革银行的产权结构，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真正树立“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确立成本效益的核算机制。
商户成本观念误区
相对于计划色彩还依然浓厚的金融领域，零售商业领域应该说已经非常市场化了。那么,商户又能否为自己提供确凿的成本数据来印证刷卡费率的高低呢？答案是肯定的，只是要看怎么个算法。
在银商之争中，部分商户称自己净利润只有1%～2%，而银行方面收取的刷卡交易手续费的扣率就达1%，甚至超过了一些商家的利润。这个说法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也有专家冷静分析指出：将刷卡手续费同利润相比较是有失偏颇的，刷卡手续费应该是总体销售收入中成本栏的减项而非净利润的减项。
据上海某商业企业财务经理介绍，通常情况下，商家的利润构成是这样的：
主要是由销售金额扣除各项成本、费用后产生；在成本费用中，进货成本约占所有成本的40%左右；占据最大比例的是经营费用，包括营业员工资、缴付的房租、水电费等，其比例约为所有成本的50%；还有10%左右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刷卡手续费就包括在财务费用之中，约占整个财务费用的18%左右（这其中还包括外卡手续费部分）。
由此可见，在该商家的所有成本中，刷卡手续费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8%。这位经理坦白地说，就是水电费等开支在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刷卡手续费。
但为什么部分商户会向实际上并不太高的刷卡手续费发难呢？观念是最重要的因素。银行卡作为一种支付方式，其目前的普及程度还远不如空调、水电。所以，一些商户认为，刷卡成本构成了他们同其他一些只接受现金商户间的成本差异。
反观国外商户，他们普遍接受扣率高达2.5%～3%的信用卡支付方式，究其缘由，信用卡支付的普及已经使商户的观念得到了转变，能够理性地对待这部分费用。在深圳拒卡事件中，沃尔玛、家乐福等外资零售商就没有一家参加其中。
另一方面，在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卡起源于商业信用，是商户为了刺激消费的增长创造出了银行卡的业务需求；但中国正好相反，是银行信用在推动银行卡的发展，银行业承担了绝对的成本，而商户反而处于市场的主动地位。其实,商户也不是看不到刷卡服务可以达到吸引顾客、降低交易风险等好处，只是因为其暂时还处于买方地位而不愿意为此买单。
银商之争中暴露出来的商户方面的问题，也集中在成本核算与管理方面,反映了部分商户只关注于挤压上下游的外部成本，而没有充分挖掘内部运营成本的下降空间。比如零售业。众所周知，零售业的优势在于通过规模经营，降低成本和费用。支撑国际零售巨头相当利润空间的，是其高效的物流配送网络和供应链管理手段。但数据显示：中国零售百强企业的零售商品分销成本为25%～27%，企业流动资金平均周转速度为2.5次，最高不过11次。而美国前16位零售企业的零售商品分销成本为7%～8%，企业流动资金平均周转速度高达20次～25次。分析人士称，只要零售企业能在分销物流成本上降低1%，其效益就会在销售总额的基础上增加1%。目前中国本土零售业的物流配送还刚刚起步，更别说其它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手段。此外，整体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供应链凌乱等因素，也是造成其运营成本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一切似乎再明白不过：与其在小小的1%刷卡费率上摩擦争利，中国的商户们还不如下决心改变过于粗放的经营模式，努力提升自身的盈利水平。
成本到底如何分摊？
对于我国银行卡产业的投入与成本，银联提供了这样一笔“大账”：
■ 一张银行卡的制作成本1元～2元，目前全国已发行银行卡近7亿张，而且几年就要更换一次；
■ 一台POS机过去达1万元，现在也要3000元～6000元，目前全国有联网POS机36万多台，此项投入至少10多亿元；
■ 全国ATM机6万多台，按每台25万元～30万元计算，投入即超过150亿元；
■ 还要加上机房的建设、系统的研发、设备的维护、资金的清算、人员的投入；
这样,我国银行卡产业投入的资金至少达数百亿元！难怪银行界人士称，如果把所有银行的银行卡业务拿出来单独核算，无一不是亏损的。
据中国银联对全国18个城市的统计，除酒店宾馆类商户能够达到盈亏平衡点外，其它一般商户类、房地产批发类、超市加油站类和医院学校类商户的收单业务，超过60%的城市也都处于亏损状态。虽然去年银联的收入达到4亿多元，但相对于前期的巨额投入，中国银联到目前也没有实现盈利。
不过银行或银联也只能提供这样的“大账”，具体分析到银行卡每一个产品精确的成本效益财务数据，估计没有多少银行能够提供得出来，占据发卡业务大半壁江山的国有商业银行更是不可能算的清楚。而这也正是此次刷卡费率纷争中银行一方的软肋。
据某国有银行会计部的工作人员透露:银行卡的固定成本基本能够算出，但是每张卡的贡献率算不出来，只能估计，所以算不出平均利润或是超额利润，成本收益核算都是糊涂账。
长期以来，在特有的运行机制下，我国银行业逐渐形成了重指标、轻管理，重数量增长、轻质量增长率的经营特点。这种经营方式导致成本费用观念淡漠，预算软化，忽视成本－效益恰当配比，利润驱动力微弱等后果。不仅经常忽视经营中的成本控制，也缺乏成本资料和必要的成本管理技术手段。目前,一些银行所实施的成本管理，实质上只是费用管理，尚未建立以产品为对象的成本核算系统，根本无法提供精确的成本信息。而只有了解和掌握产品成本的详细资料，银行才能有的放矢地控制和降低成本，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准确进行产品定位。因此，也难怪银行算不出目前刷卡业务的贡献率到底有多少，无法为当前的费率定价举证。
而与此相比，西方商业银行由于大多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产权结构清晰，经营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并确保经营运作的良性循环，因此已在经营管理中形成了非常明确的成本管理理念。不仅每一项产品、每一项业务都核算风险、成本和收益，即使在银行内部，提高服务和接受服务的部门或人员，也都要进行成本核算。成本核算的观念贯穿于业务经营和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
可见，只有改革银行的产权结构，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真正树立“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确立成本效益的核算机制。
商户成本观念误区
相对于计划色彩还依然浓厚的金融领域，零售商业领域应该说已经非常市场化了。那么,商户又能否为自己提供确凿的成本数据来印证刷卡费率的高低呢？答案是肯定的，只是要看怎么个算法。
在银商之争中，部分商户称自己净利润只有1%～2%，而银行方面收取的刷卡交易手续费的扣率就达1%，甚至超过了一些商家的利润。这个说法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也有专家冷静分析指出：将刷卡手续费同利润相比较是有失偏颇的，刷卡手续费应该是总体销售收入中成本栏的减项而非净利润的减项。
据上海某商业企业财务经理介绍，通常情况下，商家的利润构成是这样的：
主要是由销售金额扣除各项成本、费用后产生；在成本费用中，进货成本约占所有成本的40%左右；占据最大比例的是经营费用，包括营业员工资、缴付的房租、水电费等，其比例约为所有成本的50%；还有10%左右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刷卡手续费就包括在财务费用之中，约占整个财务费用的18%左右（这其中还包括外卡手续费部分）。
由此可见，在该商家的所有成本中，刷卡手续费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8%。这位经理坦白地说，就是水电费等开支在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刷卡手续费。
但为什么部分商户会向实际上并不太高的刷卡手续费发难呢？观念是最重要的因素。银行卡作为一种支付方式，其目前的普及程度还远不如空调、水电。所以，一些商户认为，刷卡成本构成了他们同其他一些只接受现金商户间的成本差异。
反观国外商户，他们普遍接受扣率高达2.5%～3%的信用卡支付方式，究其缘由，信用卡支付的普及已经使商户的观念得到了转变，能够理性地对待这部分费用。在深圳拒卡事件中，沃尔玛、家乐福等外资零售商就没有一家参加其中。
另一方面，在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卡起源于商业信用，是商户为了刺激消费的增长创造出了银行卡的业务需求；但中国正好相反，是银行信用在推动银行卡的发展，银行业承担了绝对的成本，而商户反而处于市场的主动地位。其实,商户也不是看不到刷卡服务可以达到吸引顾客、降低交易风险等好处，只是因为其暂时还处于买方地位而不愿意为此买单。
银商之争中暴露出来的商户方面的问题，也集中在成本核算与管理方面,反映了部分商户只关注于挤压上下游的外部成本，而没有充分挖掘内部运营成本的下降空间。比如零售业。众所周知，零售业的优势在于通过规模经营，降低成本和费用。支撑国际零售巨头相当利润空间的，是其高效的物流配送网络和供应链管理手段。但数据显示：中国零售百强企业的零售商品分销成本为25%～27%，企业流动资金平均周转速度为2.5次，最高不过11次。而美国前16位零售企业的零售商品分销成本为7%～8%，企业流动资金平均周转速度高达20次～25次。分析人士称，只要零售企业能在分销物流成本上降低1%，其效益就会在销售总额的基础上增加1%。目前中国本土零售业的物流配送还刚刚起步，更别说其它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手段。此外，整体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供应链凌乱等因素，也是造成其运营成本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一切似乎再明白不过：与其在小小的1%刷卡费率上摩擦争利，中国的商户们还不如下决心改变过于粗放的经营模式，努力提升自身的盈利水平。
政府不该全无作为
也许银商之争的根源，最终还是要归咎于当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银行卡产业处于初级阶段的不够发达，此时完全用市场准则来要求各方市场主体，难免求全责备。作为这个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政府，又应该为破解当前的银商之争迷局做点什么呢？
有经济学家认为，银商之争，政府不应袖手旁观。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独立调查小组，聘请权威的多方专业人士组成，对银行卡手续费率成本收益问题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与分析，拿出一份客观公正的报告，就银行卡手续费率问题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标准，并向社会公示，从而找到一个双方都愿意接受的费率定价标准。
还有人认为，推动银商共同走出艰难的银行卡产业发展瓶颈，最有效果的力量来自于政府。产业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国际经验表明，一些新兴国家的银行卡产业之所以能够实现超常规发展，与政府产业政策的导向及其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像韩国的消费税退税政策、阿根廷的政府财政补贴政策等等。这也算政府为其在银行卡发展中的收益所支付的成本吧。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各项承诺的兑现，国际银行卡组织自由进入我国、自由经营人民币银行卡业务的日子已渐行渐近。无论如何，中国的银行卡产业都应该尽快迈过刷卡风波这道坎，继续前行。这需要各自都后退一步，一方面算好自己的成本收益账，一方面以“共赢”为出发点，坐下来平等协商，共同为实现“博弈”的合作均衡状态而努力,银商之争也就能求得多赢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