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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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关键问题之一，现代经济学对经济的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除了近年来广为人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及新增长理论外，制度变迁理论也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内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全新的视角，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等因素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体现，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变迁。他们认为经济组织的有效性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制度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制度变迁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国家能有效地推行制度上的创新使产权更有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现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共识，由于制度是在既有约束下的产物，也就是说制度是由既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环境而演变成的，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变迁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移植来实现。通过制度的移植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一种新制度的移植受到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而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是传统和历史的积淀，使得制度的衡量更为复杂。因此在把制度纳入生产函数时，对制度变量的不同选择就能够产生不同的结论。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在1978年后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因此，很多学者就基于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来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而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和欧美国家市场化进程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在选择制度变量上，单从市场化的“量”来说明市场化进程这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足以说明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此，本文撇开市场化的“量”，从腐败程度、社会民间组织量和收入不平等率来代表制度变量。从腐败程度不但说明了市场中法律的约束力，还能从文化、道德上对经济主体及其交易进行规范约束。社会民间组织保持了制度变迁的延续性，从而在政治、经济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国家政策制度的宏观层面和企业生产和交换的微观层面起着桥梁的作用。收入不平等是由于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制度安排中所引起的。因此，本文将试图以这三个变量在制度变迁中隐含的意义来说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接下去文章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是将对国际学术界对制度变量的选择作出简要综述，并阐述腐败、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民间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对它们在制度上进行分析，并运用我国的数据来说明它们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关系；第四部分报告研究结果并做相应的解释；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国际学术界有大量的文献来说明制度与增长的关系，他们对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做的实证研究使得他们所选择的制度变量都有所区别。Kormendi和Meguir[1](141-164)探讨了反映政治自由度的Gastil指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公民自由对经济增长有轻微的影响。但Helliwell[2](4066)研究表明，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Barro[3](1-27)发现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微弱的负效应，认为如果政治自由度水平比较低，则较大的民主自由会增加经济增长，但一旦政治自由度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则会阻碍经济增长。Knack和Keefer[4](207-277)用产权安全度作为制度变量分析了产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用ICRG和BERI作为产权制度变量，研究表明对产权的保护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Hall和Jones[5](83-116)（1999）则使用了社会基础设施作为制度变量，表明社会基础实施能够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使用经济自由化指数来实证分析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不少的文献。IMF 的专家Mauro和保罗・默罗[6]认为腐败降低了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IMF 的专家Vito Tanzi和Davoodi[7]认为腐败降低了一国公共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生产效率和税收收入，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Rick Stapenhurst和Sahr Kpundeh[8]的研究则表明，腐败的经济成本尽管很难测量，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得出腐败对经济增长起着阻碍的结果。
收入不平等是在经济发展下制度安排而产生的结果，有些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有些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阻碍了增长。Alesina和Rodrik[9](465-490)用经验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基尼系数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Forbes[10](869-887)则认为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一些地区虚拟变量后，反映不平等变量的系数可能变得不显著，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有正的相关关系。Panizza[11](25-41)则认为不平等的计量方法会产生不同的估计结果，作者在文章中认为它们之间有一种很不稳定的负相关关系。Barro[12](206-125)利用跨国的平行数据说明了高的收入不平等在贫困国家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在富裕国家则会促进经济增长。
社会民间组织作为社会资本的载体在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尔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和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种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这种制度化的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我国学者樊纲认为经济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某种外在制度起到了“理性化制度约束”的稳定作用，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三、变量描述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的描述
因为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和欧美国家市场化进程不同，首先表现为西方国家是从自然经济直接演变到市场经济，而我国是除了有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外，经济体系的大部分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结果；其次表现为西方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结合的市场经济，而我国市场化进展涉及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的问题；再者，从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的关系来看，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有效市场，还需要与政治市场之间的有效协调。当前我国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之间的改革相对滞后，我国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之间还缺乏一种有效的互动关系。因此，我国市场不是同质的，而在不同质的市场上，市场的放开程度高、政府不干预并不代表着市场化程度高。市场主体并不会由于没有政府的不干预而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交易，他们还和政府存在着很强的关系――政府设租、企业寻租。因此，用政府不干预程度、市场开放度来衡量市场化是表面上的关系，而没有从我国转型中制度变迁内涵出发，不能准确地描述我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本文撇开从市场化进程角度来对制度变迁的描述，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1-腐败程度。在我们国家中就其腐败的成因来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活动导致了经济主体的寻租，而寻租性腐败是在产权体制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所发生的经济主体为追求最大化利益而采取的行为。还有就是在政府权力集中的前提下，出现的权力泛滥而导致的腐败。[13](13-18)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说，还有我们的道德文化正在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使得价值观念失范、道德约束乏力而产生腐败。因此，用腐败来衡量制度不仅代表了在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下所表现出的制度缺失，还有在文化道德上反映出来的道德约束能力的乏力。根据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和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来看，中国属于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本文将根据检查机关历年来有关反腐败成果的工作报告，可以统计出历年来贪污受贿的案件数量。再通过对人均犯案来衡量腐败的程度，即用每年贪污受贿案件除以当年人口数。
2-社会民间组织。民间组织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社会民间组织作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纽带，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发挥协调性的中介功能。它们在促进行业规范、行业有序竞争、行业管理和加强区域合作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且民间组织以社会弱势或边缘性社会群体为服务对象，对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很强的维护作用。作为一种社会自律机制，它们还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性，有助于在改革开放中平衡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它填补了政府在某些方面的经济职能，通过自我约束、志愿服务等机制，促进了透明性和社会公开度，发挥了监督政府的作用。在本文中我们采用人均民间组织作为一个制度变量，即民间组织数除以人口数。
3-收入不平等。经济学家发现许多不平等指标与社会福利函数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不平等率越高，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就越大。随着收入不平等率增加，将会引起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治安、社会情绪不满等问题，这些社会现象都对经济的增长起着负面效应。我国随着基尼系数的加大，社会已表现出严重不公状况，而这种不公状况并不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反而是很多人为因素促进了这种状况。他们通过现有制度安排使得既得利益者在获得收入上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而这种制度安排上所引起的――政策与制度的倾斜，导致了、权钱交易等等并没有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很好解决。在此，本文将用我国居民基尼系数来表示不平等率。
(二)模型设定
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在制度效用还没完全发挥的情况下，制度变迁带来的效益大于制度变迁所引起的成本，因此Q[]I[SX)]＞0，其中Q代表整体制度所带来的效用，I代表某种制度。所以，本文用生产函数Y=Q(I)F(L,K,AH)来表示，其中L表示就业人数，K表示投资额，AH表示人力资源。人力资本采用教育水平的知识资源和R&D所带来的技术资源的总和，其大小等于在某个时期获得这样的教育水平所需要的国家教育投资。因此，人力资本AH＝(每年教育投资＋R&D费用)/全体劳动人数，这样测量出来的人力资本反映了劳动者平均所受教育程度和劳动者平均的技术开发费用。F(L,K,AH)采用C-D生产函数。
四、回归结果与解释
本文分析采用的时间系列从1980―2005年，1980―1995的基尼系数采用黄丹等的计算方法；①1996―1999年的基尼系数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0年重点课题研究报告》；2000―2005年的基尼系数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而得。中国民间组织数来自于中国民间组织网统计数据；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最高人民检查院工作报告》的资料整理而来。
表1报告了各种模型的回归结果及相关统计量。
显著，其他的在5％下的水平显著。
在第一个模型中采用了投资、就业人数和人力资本、不平等和腐败程度作为自变量对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回归，在第二个模型中改为不平等率和人均民间组织度来对因变量进行回归，在第三个模型中用腐败程度和人均民间组织对因变量进行回归，而在最后一个模型中则对全部自变量进行回归。从每个模型的误差来看，加入更多的解释变量减少了模型误差，且Adj-sq也在提高。在第四个模型中的误差只为0-09558，Adj-sq比第一个模型增加了，明显提高了模型4的解释能力。
从腐败程度的系数来看，它明显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为腐败造成了大量的税收流失，从实际关税的税率和实际增值税比率都低于名义税率来看，大部分税收流失都为不同利益集团所分享。这部分税收本应该为政府所有，但他们为了保持固有的收益，对关键部门进行“政策调节”使得他们分享了这一租金。其次，还有土地、能源、资源三大紧缺资源税收大量流失和偷税、漏税、逃税等所造成的损失。再次，腐败造成了大量公共投资、公共支出流失。从国际经验看，腐败所造成的公共投资领域的损失通常相当于投资总额比例的15%―20%之间，其中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更高一些。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在制度上的缺失，使得他们使用这些“权力”来占有这部分资源。而从具体成因来看，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在激励机制上的严重缺陷是腐败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明确的激励和奖罚制度，使得利益分配机制和分配格局没有达到均衡水平。而在体制转换时期，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缺陷为大量腐败创造了机会及条件，权力过分集中、法律的不健全、产权的不明确，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和透明度，使得腐败变成经济增长中的隐性制约。
从人均民间组织的系数来看，都是正的且显著，说明了对经济增长起了促进作用。社会民间组织在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协调，一方面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另一方面促进了企业在市场中成熟发展。社会组织作为制度博弈中的重要载体，通过提供交易行为和效果的各类信息来影响政府和公共政策，在组织内广泛参与某些政策的讨论，推动着和讨论这些政策，形成公共意见对政府在制度政策过程中起到制约作用，从而保证了其成员间的合作行为，维持了各成员在经济环境上与社会现存制度上的相互协调。因此，社会民间组织维持了制度变迁的延续性。
尽管收入不平等系数为正，从计量角度来看在所有模型中不平等系数都是正的且显著的，收入的不平等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是以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以牺牲环境、资源来促进出口增长；以促进工业化而牺牲农村的发展来促进城市的发展，这些无疑对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并没有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收入的差距，甚至是对经济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2是对第四个模型的回归估计的相互关系表，明显地看出人均民间组织分别与腐败程度和不平等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由此得出民间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和缩小不平等率。同时，腐败程度不仅对就业、投资和人力资本上是负影响，而且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不平等率也同时与就业、投资和人力资本之间是负相关的。
因此，表2说明了民间组织在对促进经济增长上所起的促进作用，同时腐败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尽管不平等在回归方程的系数上促进经济的增长，但不平等却对就业、投资和人力资本却是负作用的，即不平等影响了就业、投资和人力资本等对经济增长的正常作用。而腐败程度与不平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则说明了在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的背后隐藏了在另一方面增加了增长的阻力。
五、结 论
本文从国际学术界对制度变量选择的相关文献及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个分析我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即腐败程度、收入不平等率和社会民间组织所体现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实证分析中，撇去了用市场化进程中的量化的数据来体现的制度变迁，选择了以客观测量法来衡量腐败程度、收入不平等率和人均民间组织来表示制度变量。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个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民间组织对经济增长在制度上起着维持和促进作用，腐败对经济增长则起了阻碍作用。尽管从回归系数来看，不平等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平等率对社会民间组织的作用及在生产函数中的就业、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关系是此消彼此的关系，并且和腐败的关系是正相关关系，所以不平等率必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阻力。因此，本文认为尽管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要继续保持其高速增长则要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需要创新出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同时，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应该创新出一套制度安排来消除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隐性阻碍；加强法制环境、提高道德水平来减少腐败，创造出清廉环境来促进经济增长；促进民间组织的规范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它们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注 释：
①黄丹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论”，《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主要参考文献：
[1]Komendi,R- & P-Meguire, “Macroeconomic Determinates of Growth: Cross-County Evidenc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5(16).
[2]Helliwell, John F-, “Empirical Linkages betwee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NBER Working Paper, 1992, No．
[3]Barro, R．J．，“Democracy and Growth” [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March)．
[4]S Knack & P Keefer,“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J],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985,Volume 7 Issue 3, November 1995.
[5]Hall，Robert E and Charles Jones,“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Vol-114(1).
[6]Elliott Kimberly Ann，Editor，1997，Corrup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y [M]，中文版，北京出版社，2000年．
[7]Tanzi, V- and Davoodi, H-, “Corruption, public investment, and growth” [A], IMF Working Paper, 1997,WP/97/139-
[8]Rick Stapenhurst & Sahr Kpundeh, editors ,“Curbing Corruption：Towarda Model for Building National Integrity”[M],World Bank Publication,1999,ISBN 0-8213-4257-6-
[9]Alesina, A- & Rodrik, D-,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J], QFE, 1994,109
[10]Forbes, K-,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 [J], AER, 2000, 90(4)-
[11]Panizza[0], U.,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American data”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2.7.
[12]Barro, R..,“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J], QJE, 1989(98).
[13]朱巧玲．寻租理论：产权理论的一个扩展――兼论新产权理论的构架及其现实意义 [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
Relations between Institutional Change & Economic Growth
Xu BiaowenZheng Fei2Abstract：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on market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us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s the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could not essentially incarn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so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from the point of non-marketization. Firstly,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in economic growth in literatures, then chooses the corruption degree, inequality and folk organizations as the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and analyzes them from 1980 to 2005 in China. It finds that the actual system positively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but it also brings recessive resistance to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Change; Corruption; Inequality; Social Folk Organizations
[ 收稿日期： 2007-10-28 责任编辑：陈健生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7)12-0039-08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