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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关系的断裂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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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阐述了脱域及其带来的货币信用风险,介绍了银行信用转变的金融风险表现特征,分析了信用风险的成因并作出了新的解释。指出,金融风险是信用风险的特定表现。由于经济中各主体之间是通过信用链条连接并发生关系的,在特定情况下会发生信用链条的断裂,这就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更应当从问题的本身入手去探索。

【关键词】 信用关系;断裂;转变;金融风险

一、脱域及其带来的货币信用风险

1、货币、信用及其历史变迁

货币,作为现实世界中最常见的商品,它的负面影响是引致了风险的出现,带来了不确定性,加深了社会关系断裂的可能性;从其积极作用的一面来看,它修补了现代社会的断裂。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断裂直接引发了社会系统的“脱域”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媒介体在脱域机制下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货币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媒介体之一,其作用就在于使在时间和空间中分离开来的商人之间的交易变为现实。

纵观货币发展史,货币始终充当着交换媒介的角色。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货币是产权关系转变的媒介物,维系着交易者之间的关系,缩短了他们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货币的出现扩大了交换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范围,促成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而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信用关系的确立更加扩大了分离的程度。

信用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另一媒介体,正是因为支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断裂,信用关系才得以产生与发展。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的确立,使得支付活动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有了更大的扩展,信用关系的确立加深了支付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断裂。信用功能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货币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这是信用的升华与进化。

一般而言,信用是附着于货币而不断改变其表现形式的。信用不能实现自身表达,必须借助于货币流通这一过程显示它的魅力,信用的特性促成了它与货币的不可分,正如罗宾逊夫人曾说“货币实质上是信用问题”。当货币还不存在特定的价值形式时,偶尔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仅表现为商品信用形式;当特定商品在某一区域内不具有一般适用性时,虽然货币表现出来的特性仍然是它的局部适用性,但是货币隐含的信用关系却表现为一种货币信用;当货币由国家强制力统一发行时,货币表现出来的是它的广泛适用性,这时货币隐含的信用关系则由货币信用演变为国家信用;而当银行推出各种类型的金融工具或支付手段后,货币表现出的信用就转变成了一种银行信用。由于国家信用相比于货币信用而言更具有权威性,因而国家信用货币相对于货币信用货币加深了支付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断裂,也就是说,一旦货币由国家强制力统一发行,货币和信用便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其特性――时C空延伸的工具。而当货币表现的信用由政府信用转变为银行信用时,由于货币实体与概念分裂程度的扩大,这种时C空断裂则表现的更为深刻。由此可见,随着货币信用形式的衍变,货币和信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显示出了相应的转化,“脱域”及其引发风险的可能同样也做出了对应性的表达。

2、支付与时空层面的断裂及其引发的信用风险分析

“脱域”一方面给支付活动带来了方便,缩短了支付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脱域”机制自身却带有一种致命的缺陷,那就是风险。风险和不确定性产生于三个方面。支付在时间和空间跨度的延展,当产生了货币和信用这些时C空延伸的工具后,支付活动出现了断裂,人们不再能保证交换物的质量和数量以及交换过程的顺利完成,所有这些便为风险的产生提供了空间和时间环境;信息在时C空传输中的不完全性,当交易双方的债务债权关系确立以后,交易双方存在的信息壁垒带来监督权的缺位以及利益驱动使得交易双方都有脱离信用约束的欲求,风险的发生随之变为可能;制度的不完全刚性,相对于法律法规这一类刚性规则而言,人们在利益驱动下冲破柔性约束的欲求会比较大,风险就是这些欲求的行动表现。

风险归因于信用关系的断裂。如果交易者都是完全意义上的“理性人”或者是“道德完整的人”,能够为达到某种完美的契约而放弃自己部分利益,则其道德或者理性会填补信用关系的断裂,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但事实并非顺从人愿。当然,道德法则也不是人们心中一个虚幻的泡影,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也不是一个野蛮社会,人们对德行的追求和探索也从未停止过。但是信用缺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风险因素仍隐藏于我们周围,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二、银行信用转变的金融风险表现

1、银行信用的历史变迁

银行所代表的信用形式的转变是基于货币信用形式的变迁的基础之上的,由于不同时期货币信用的表现,产生了银行信用形式的演变。当货币所代表的信用变为货币本身的信用时,便产生了社会对银行的需要,同时由于这时的货币具有局部适用性的特点,所以货币吸纳机构代表的信用也具有局部适用性,即表现为一种银行信用。在货币由政府通过强制力统一发行后,货币隐藏的信用表现为政府信用,这时就产生了政府对银行的需要。一旦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出现、货币由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体现的信用表现为政府信用,银行表现的信用形式也转变为一种政府信用。

随着货币隐含的信用关系沿着“商品信用货币信用政府信用银行信用”这一脉络不断演进,银行信用同时也实现了从银行信用的局部适用性向政府信用的普遍适用性的转变。风险并不是由于银行所代表的信用的转变才凸显出来的,而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随着银行代表的信用的不断演进,信用风险乃至金融风险发生的几率及其危害性会有所不同。

2、信用关系转变的金融风险表现

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完备或者说信息不对称,金融风险源于信用风险,信用风险产生的根源归纳起来应当在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当银行代表的信用具有局部适用性,它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当银行代表的信用表现为政府信用时,银行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相对较小,银行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当银行与保险或其它类型的公司或集团合作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当银行采取与其它公司或财团合作形式时,合作公司信用或财团信用会挤占政府信用在信用总额中所占份额,由于政府信用被合作公司信用或财团信用取代,银行所关注的就会由帕累托最优转变成银行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为谋求自身利益则更有动力将吸纳资金投机于高回报率的高风险方向。一旦银行代表的信用中政府信用的成分有所下降,银行所追求的目标就有可能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转变为银行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驱动下更有可能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即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可能性将会更大。

三、信用风险的外化

1、金融风险的重新表达

金融风险产生于信用关系的断裂,是信用风险的外化形式。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的最外化形式,它的直接目的是用突发和极端的方式消除经济泡沫。泡沫经济出现的原因其实就是信用极度膨胀以至于超过了它所应代表的实际,信用关系便因此而产生了更大程度的断裂。当断裂程度较小时,必将需要经济泡沫来填补这一断层以增加信用粘合力;但是随着信用膨胀程度的加剧,经济难以产生更多的泡沫填补断层,即经济难以承受信用关系断裂的张力时,泡沫的破裂即带来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失信行为仅仅是个别现象时,制度约束可以校正个别信用的背离。但是,当失信行为变成一种普遍现象时,全体社会的失信行为会使交易者变得小心翼翼,交易活动流产的可能性增大,同时交易极有可能变成风险偏好型交易者的专利。或者说,这时交易活动的规则已经发生了转变,社会关系的断裂不但没有被信用填补反而是裂缝加大了,因为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所带来的整体的不信任可以说是信用关系断裂的催化剂,交易活动是建立在彼此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交易基础的脆弱性会直接导致交易活动的终止。

2、信用危机的扩展式说明:经济发展的供给性信誉制度障碍和需求性信誉制度障碍

经济发展的信誉制度障碍指的是由于社会整体的失信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瓶颈,它根源于制度层面的信誉缺失,宏观体现在经济层面的发展障碍,微观表现在企业发展的信誉制度障碍。根据企业发展的信誉制度障碍的生成机理,它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供给性信誉制度障碍和需求性信誉制度障碍。

当企业净利润大于信誉成本时,信誉制度和企业利润具有互补性,企业盈余会刺激它对信誉制度的需求,信誉制度的边际效用随需求的增加而不断增大,这一递增的边际效用拉动信誉制度供给的增加。当信誉制度供给充足时,随着信誉制度供给不断填充信誉制度缺口,信誉制度也就得到有效的完善;当信誉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时,残余的信誉制度缺口会造成信誉制度的滞后或断层现象,由此引发的发展障碍就是供给性信誉制度障碍。

当企业净利润小于或等于信誉成本时,信誉制度和企业利润具有相互替代性,企业追求利润的增长会使其对信誉制度的需求下降,这时信誉制度的边际效用也是呈下降趋势的,递减的边际效用会继续拉动信誉制度需求减少。如果企业信誉制度有效需求不足,各行为主体间的不信任程度便会增强,由此引发的企业发展障碍即称为需求性信誉制度障碍。

(1)供给性信誉制度障碍。企业发展的供给性信誉制度障碍体现在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方面。由于我国金融经济中仍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所以金融行业发放贷款的约束条件较多,致使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被迫选择间接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来满足其资金需要,具体包括抵押担保型贷款和关系型贷款。

抵押担保型贷款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借贷者提供的抵押品的数量和质量,这种贷款的交易成本过高,使得那些无法满足抵押、担保要求的企业难以顺利的得到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贷款额,限制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关系型贷款要求企业与银行之间必须保持长期、密切而且相对封闭的交易关系,这种贷款方式通常要受到企业规模的限制,多数企业一般很难与较大型的金融机构建立长期、密切的交易关系,企业大额度资金需求常无法满足,会限制企业的发展规模。

当企业受规模限制而无力或无暇完善其信誉机制时,其信誉制度缺失或不健全会造成其信誉度的再次下降,从而导致恶性循环,加速了企业信誉制度障碍的形成,这就是企业融资难的直接原因。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角度考虑,当企业由于发展规模限制放弃信誉制度完善时,银行等金融机构追回发放贷款的可能性即会下降,金融风险存在的可能性便有所提高。政策性、指令性的贷款方式虽然可以提高企业贷款额度,但是这种贷款方式的政府信用支持会相应的弱化企业信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贷款方式的隐含风险似乎更大。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大量存在三角债问题不正有力的证明了这种贷款方式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吗?

(2)需求性信誉制度障碍。企业存在的需求性信誉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它与消费者的合作关系上。让我们从对中小企业的分析入手,因为中小企业前期投入成本较小、企业转型较为容易、行业进出壁垒较小,所以在消费者眼中,一般中小型企业产品的质量较大型企业产品质量要差。而且,即使产品质量发生问题,出于对企业信誉度的考虑,小企业更有可能忽视产品售后服务等信用维护问题。由于消费者抱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就会更加偏好于较大型企业的产品,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中小企业的产品市场份额。中小企业产品需求量的减少会降低企业利润,短期内信誉成本会抵消甚至大于企业利润,这会迫使中小企业放弃追逐高信誉度。在此类博弈中,消费者倾向于拒绝中小企业的产品,而中小企业则会忽视对企业信誉度的要求。以上情况的出现,无疑会破坏中小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这就会对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更进一步,当中小企业被挤出市场之后,也就是说行业内出现垄断现象时,由于缺乏竞争性,垄断企业对信誉制度的追加和完善也会出现很大程度上的回落,信用风险便会出现。

四、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的最外化形式,是通过挤兑经济泡沫来消除金融风险的极端方式。金融风险是信用风险的外化形式,是因为信用关系的断裂才产生的,当这种断裂的程度较小时,经济泡沫可以作为粘合剂弥补断层,当断层不断加大以至于超出其承受能力时,便会出现泡沫破裂的情况即金融风险。整体信用关系的断裂并不是产生于个别或偶然的失信行为,而是来自社会整体的失信行为。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社会整体的失信行为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更应当从问题的本身入手,如果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了社会层面的话,我们便有必要深入剖析该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利分配的失衡。

【参考文献】

[1] 威廉・配第著.陈冬野,马清槐,周锦如译.献给英明人士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8.

[2] 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9.

[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尚妍,李春荣,黄俊立,邱巍 译.货币论[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5-6.

[4]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著.秋风 译.货币的非国家化[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

[5]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2.18.

[6] 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5.

[7]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著.陈彪如译.现代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84.

[8] 克尼特・魏克赛尔著.蔡受百等译.利息与价格[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9]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87-88.

[10]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译.全球通史C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99.206-210.

[11] 周谷城著.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91.

[12] 韦森著.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纬度与道德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3]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71.

[14]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著.周朔等译.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5] 张杰著.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12.

[16] 萧清著.中国古代货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167-322.

[17] 俞乔等著.商业银行管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8] 干春松著.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8.

【作者简介】

公 磊(1977-)男,陕西西安人,博士,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和城市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