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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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券异地交易第一人

市场是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而金融就是灵魂。不过，即便是当年被“大一统”褪去了“远东金融中心”光环的上海人，像被称为民间投资者代表的“杨百万”，当时所具备的，也不是什么现代金融意识――种跑单帮式的异地贩运，把国库券当作和大米、布匹―样的商品，牟取差价。

不妨简略地介绍一下他的发家经历。

杨百万，原是上海铁合金厂的一名仓库管理员，原名杨怀定。1988年春节前后，厂里仓库丢了一吨多钢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所以他成了重点怀疑对象。案子很快告破，与杨怀定毫无关系，当时，法制观念不强，还没有人意识到诉诸法律，索取名誉补偿。所以，杨怀定只能以辞职表示抗议。他主动丢掉铁饭碗，当然不是单纯的赌气――国有企业经营不景气，职工们在领取微薄工资的同时，谁不打着另谋出路的算盘?

但杨怀定当时所有的积蓄就是2万元存款。他订了26份报纸，希望从中找到一条新路。当他看到温州银行利息高，年息达13％，2万元存款的年息远远超过在职年薪的总和，于是准备携款南下。此时，报纸又为他提供了一条信息，中央将相继开放七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他掐指一算，国债年息是15％，高于银行利息2个百分点，有这门路，何必贴了差旅费冒着长途携款的风险赶到温州去呢?于是，他成了国债交易开市第一天第一批买卖的参与者。他利用场内价格的波动，一转手就赚取了10％。

第一桶金，诱使他打足全副精神去研究国库券。他发现：全国八个试点国债交易城市的差价相当大，甚至有两地的差价竟达10元；国务院还有一条规定，国库券不得低于面值买卖，各地执行情况虽然不一样，但上海执行得最好。也就是说，这是一片“打了保险”的可周旋的空间――他觉得，政策是“专门”为他制定的!

第二天，他就凑了10万元直奔安徽合肥，在合肥银行的门口吃进10万元国库券，然后倒给上海的银行。此行所获不菲，前后三天获利2000元。

他在“一个不小心”之间，成了中国国库券异地交易的第一人。

“我可以买卖国库券吗?”

高额利润，使杨怀定忐忑不安，本能驱使他去思索一个既能获利又能保护自己的办法。他想得很周到：收进的国库券上有合肥银行的标志封条，这不是追踪的线索吗?就算不是犯罪，追究起来也坏了我的生财之道!于是，他把封条撕得一干二净，完全打乱了国库券的编号。

请注意，从这一细节上，我们看到了曾经吃过冤枉官司的杨怀定，他开始遵循了一条重要原则：两眼注视着前面闪闪发光的金子的时候，绝不能忘记保护自己的安全。

杨怀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几个开放城市跑了一个遍。

他总结出一条规律，什么地方穷困，什么地方的国库券就便宜，留给他赚取利润的空间就大，原因在于，当时发行国库券是个政治任务――认购者，是作为捐献来对待的，一些机关干部，将认购到的国库券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名为装饰，实为向人展示：我爱国了。有些穷困者，认购后都折价出让，低到七八折。资金不足的银行，看到手持整麻袋现金来购买的杨怀定，都把他当成了救星，乐于九折卖给他。90元进，到上海卖100元，一次就是百分之十!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他一人就占去七分之一。“杨百万”的外号，开始不胫而走，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首先注意他的，当然是金融主管部门，即人民银行；其次是一些市场监管部门和经济理论界。在这些人的眼里，“杨百万”的名字，化成了一个个疑问：他的行为是否属于经营金融?按国家规定，个人是不能经营金融的。他的行为是否算投机倒把?有人认为合法，有人认为违法。合法与违法的争论，就这样铺开。在当时，这种争论对于杨怀定是有相当大风险的，他内心深处的那一声声提醒，驱使他主动走进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杨怀定怀着几分与那些否定者论理抗争的胆量，拿出一种“乌龟爬门槛，但看此一番(翻)”的勇气，对接待人员开门见山：我有些金融法规搞不清楚，想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我可以买卖国库券吗?接待人员觉得有些突兀，警觉地以问作答，你看呢?他自信地说，可以!接待人员问，你有什么依据?他从提包里拿出一份《金融时报》，上面刊登着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最近对记者的提问，这位行长表示，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随时随地卖出。

行长都表示了，接待人员当然无话可说。争论，自然也倾向于杨怀定一边，“杨百万”的外号，也随争论的起伏，在上海市民中众口相传。

“名”须取之有道

国库券的异地交易，确实财源滚滚，不过，在这种铜钱眼里打转的人，无不担心政策的变化，说不定今天的铜钱眼，明天就变成了一副锃亮的手铐。对于杨百万来说，还多了一份担忧，即携带巨额现金长途跋涉的风险――当时提供个人使用的金融工具过于单一，不能使用本票、支票，当然也没有现在的信用卡，只能携带现金。他用秤称过，倘若携带50万上路，就是60斤，份量重、体积大，十分惹眼。这些忧虑，无时不在“杨百万”的内心打转，突然，他从厚厚一大叠报纸中，看到一条很不起眼的消息：上海公安局向社会公众开放保安业务。他想，能不能请保安护送呢?于是立即到公安局去询问。结果不仅如愿，外地银行更因为他有如此正规的护送人员而进一步认可他的交易行为，乐意把国库券卖给他。从此，肩挎枪枝，怀揣证明文书的保安人员为他护送，就成了“杨百万”贩运国库券的常态，一路免检，也就顺理成章了。

更想不到的是，“杨百万”因此成为了全国新闻人物，走进了千家万户!杨怀定彻底开窍了。

如果说，走访人民银行、请公安局保安这两件事，他还带着朴素的自我保护的本能，那么，尝到了因循规蹈矩而扩大了影响的甜头的他，1989年那一次，却是刻意“作秀”了：他居然作为一个小心谨慎的报税者，主动走进了税务局大门。

“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对于当时的传媒来说，没有比这更值得报道的新闻热点了。

“杨百万”从中深知名气就是财富，只要这个“名”取之有道。正是这一份小心谨慎，这一份精明，使他成为了名气很大，吃了螃蟹却绝不受伤的冒险家。

从投机者到投资者

不过，真正显示“杨百万”金融意识的，是在国库券让他获得了一定原始积累，不再亲自到外地收购以后。他雇了几个人到外地跑，自己在上海用电话遥控。这些人每到一地，首要任务是打听当地国库券的行情，然后汇报给他，由他用电话布局买卖。电话遥控当然与金融意识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不让资金闲置，及其调度资金的技巧却标志着，杨怀定已经有意识地把资金作为稀有的资源来开掘了。

遗憾的是，后来国家提高保值利率，国库券买卖已无利可获。被逼转入股市以后，杨怀定先后上过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上过沈阳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云南财经学院直至北京大学的讲台，同时制作股票软件，广收门徒……。“杨百万”固然不能算是中国金融改革中具有现代金融意识的典型人物，他最可贵的经验，是在对基础制度严重缺失的中国股市充分驾驭、利用时，始终保持着的一份清醒认识。在当代中国，像他这样的人物，并不多。他在这方面的代表语言较多，举其要者，有：

――在中国股市，不是看谁赚得最多，而是看谁活得最久，活得最好。

――我只吃鱼当中那一段，鱼头鱼尾留给别人去吃。

――我是从投机者，转变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

那么，面对金融意识这个话题，我们应该怎样概括他呢?

――个牢牢地抓住了改革开放机遇而彻底改变了命运的传奇人物，他激活了上海人沉睡多年的冒险精神，在他身上集中了上海人种种精明与乖巧。

“杨百万”是可以成为投资大家的。可惜，中国独特的资本市场，只能培育出这样一个在红绿交替的K线图里周旋的“杨百万”。难怪，近年来他总是表示，我现在的任务之一，是为中小散户站岗放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