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青铜器所见伪器伪铭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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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真残器上加伪作部分，复原成完整的器物
山西晋祠博物馆收藏一件商代曲内戈，“曲内”部分僵呆，是民国时期加上去的，戈援部则为商代真戈的遗留。山西省某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豆，原残器仅留器身，伪作者加铸一圈足。还独出心裁地在器身上一侧加一，这是违反常规的制作。器内还伪作了几个伪铭。甘肃省兰州市博物馆收藏一件铜觯，器身属真，盖是后配的，便成为一件完整体。盖上的花纹亦不清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商代铜觚，原气的侈口部分，大部分是后修复上去的。由于修复技术水平差，侈口几成直口，失去古朴自然，风格走了样。随色上也漏破绽，并能看出新修的痕迹。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汉代铜壶（钟），形体很大，经审视，该壶原本是一件极残的壶，保留的原器部分很少，仅残留有颈部和上腹，口部、下腹和足部则是后补的。天津市某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商代铜卣，腹与足原残缺不全，后经加工修补使成全器。对修补的残件铜器，伪作者为了掩盖伪作时的修补和接缝痕，常常在关键处作假锈、假地，并进行与原色泽一样的随色。因而我们在鉴定这类铜器时，一定要分辨出哪一部分属原残器部分，哪些属于新补的部分。要注意铜器的地与铜锈的辨别。
3．利用一种或多种旧有残器的材料，再加上一些新伪作的铜质材料，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一种新器型
北京某一音乐机构收藏的一件形体很小的可两面打击的铜鼓，该面鼓主要是利用春秋时代旧有的蟠螭纹铜碎片，仿照今藏日本住友氏博物馆的商代兽面纹铜鼓而制作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铜干首，其下端的銎部是用去掉锋部的商代铜矛改造而成，干首上端的两个分叉则是用两件铜戈改造成的。
（三）铜器上作伪铭
众所周知，不少商周青铜器上都有铭文，而这些铭文内容常常具有很高的历史和学术等价值。从经济角度看，由于有铭铜器常常比无铭铜器更重要，自然也提升了有铭铜器的经济价值。基于此，一些古董商人在伪作的铜器上，常常要加上伪铭，这样就可使有伪铭的铜器在经济价值上高出无铭铜器数倍或数十倍。铜器伪铭的选材较多样复杂，许多都是以古籍著录的拓本内容为蓝本来摹写铭文，其中有的是对全篇摹临摹，有的则是截取原铭内容的一部分，刻或铸在真器或新铸的铜器上。在伪作或真器上，不少器物上都具伪铭，因而铭文辨伪在青铜器辨伪中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全国铜器与铭文鉴定中，所见伪铭情况也很复杂，现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叙述。
1．真器伪铭
在传世铜器中，不少先秦至两汉的青铜器，都有后刻伪铭现象。如：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春秋铜，器为扁圆腹，三蹄足，上一提梁，兽嘴状流。腹饰虺纹，盖有绳纹。该铜属春秋器。器底一周伪铭：“父丁……藉器”，伪铭字体拙劣，是近代所伪造。福建省博物馆收藏一件商代直内戈，在器的“内部”则有一“”（舟）字，书体生硬呆板。字的笔道内呈浅绿色，与周围的铜地与锈的颜色深绿色不同，字口内的绿色是伪刻后进行不高明随色的结果。伪字周围的氧化层也被破坏。
浙江省某博物馆收藏一件商代铜尊，器内底有伪铭为：“乍父葵旅宝彝”，因伪字直接刻在器内底，操作起来不易施展，因而此伪铭是将伪字先刻在与圆形铜尊底径大小相一致的圆形铜片上，将圆器底凿下后，然后再将铜片嵌刻在器底上。经考察即可看出后嵌补铜片的痕迹。伪铭显现刻凿痕和字体柔弱的姿态。“旅宝彝”也与常见的“旅彝”“宝彝”“彝”“宝彝”“旅彝”等语句相龌龊。该伪铭是民国时期伪作。此种作伪铭法，可称“开底嵌入法”。无独有偶，山西省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一件后刻铭德商代铜鼎，作圆形，三柱足。饰兽面纹。鼎内壁铭“再父乙”四字，字体呆板生硬，“”字极具典型，已完全失去象形鸟字的风格，无一丝一毫优美活泼的情态，试将铭文中图文的鸟字与真铭作一比较，如：鸟壬鼎之“鸟”字写作“”，伪字与此相差甚远矣！县伪铭的作成，经研究是先将原器的器形割下一块，再嵌补上伪铭铜片，在嵌入伪铭铜片的边缘，还可用肉眼隐隐约约看到嵌入铜片的周边的缝线痕迹。这种铜器上施伪铭的方法，以往古董界戏称为“开天窗法”。“开天窗”作伪铭法，一般都是在器体较小的器物上施行，这样就可以解决因原器小而使用雕刻工具直接在器内作伪字不易操作的弱点。县“开天窗”作伪铭的商鼎，鼎的口径18.5cm，如用手在鼎内直接刻出铭文，那是不易作的。又因该器小，一般鉴赏者看到伪铭后，也不会引起怀疑，因而这一伪作铭文法，易蒙蔽鉴赏者的眼目。对以“开天窗法”所作的伪铭，需要仔细摩挲审视，否则伪铭很易乱真。这种“开天窗法”与“开底法”，都是古董商人同一思路的伪作欺骗。从所见留存的这一类真器伪铭来分析，其制作时间当在民国时期。
山西省某博物馆收藏的两件伪铭商代器，其中一件青铜戈的内部，有一刻得粗糙、深浅不一的“”图形。收藏的另一件伪刻铭文的商代铜鼎，内壁伪铭为“”图形。伪铭破坏了铜地的氧化层。这两个伪铭图形字，前者主要是仿照金文图形中的“”而略有变化；后者是仿照金文中“”图形而有所渲染变异。又如广西融水县博物馆一件商代兽面纹鼎，腹内铭一“”图形，仔细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伪铭破坏了原器的地子与氧化层。
有的真器上刻伪铭，作伪者对商周金文并不熟悉，臆造或杜撰金文，常任意地将某些金文刻意改变，使自体走样，有金文常识的人是很易辨识的。浙江省某博物馆收藏一件商代铜鬲，有伪铭“父乙”，二字竟写成“”形状，与商代风格的“父乙”写法相去甚远。湖北省某博物馆收藏一件有“父乙”铭的商代鼎，“父乙”刻成“”二字，这并非属奇异，而纯属生硬乱造。广西融水县博物馆一件商爵，柱上的“父辛”二字，破坏了原器的氧化层，尤其是“辛”字，笔道宽肥无力，属民国时期刻。
有的伪作者利用真器伪造西周铭文，作伪者常常将真器时代与所作伪铭的时代统一起来。如：陕西某单位藏一件饰二鸟耳的方座簋，器内底有“……征楚荆……作宝簋”等铭文。该簋造型与鸟耳等装饰与1984年江苏大港母子墩出土的双鸟耳方座簋（器内有“伯作宝彝”铭）相似。陕西某单位藏簋之伪铭，其内容与来自陕西长安花园村发现的簋铭完全相同。簋器造型亦为鸟形耳的方座簋，腹饰回首大凤鸟纹，其与母子墩的伯簋酷似。上举伪铭簋，器上有高低不平的发锈，伪刻铭文在发锈上是很难施刻的，伪刻者尽量躲过发锈而刻，字与字的间距自然出现了破绽。浙江省某博物馆藏一件直耳分档鬲，伪刻的“乍宝”等四字，凿刻痕清晰，并破坏了铜地与锈蚀。四川省绵竹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伪铭小臣鼎，铭纹字体僵硬，字的结构失去了金文的特点，如：“杨”写成“”，辛写成“”等。真器本身属西周中期，伪铭内之“王姜”，又属西周初期人，铭文内容与器制的时代亦相矛盾。重庆市某博物馆收藏的吕大叔铜斧，斧形属商周时代，铭文为伪刻。此斧《陶斋吉金录》已著录。伪字明显破坏了原有氧化层。也有的真器伪铭，所刻伪字的深浅表现出明显的差别，这是伪作者技能所致。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某博物馆收藏的父乙鼎，伪字即如此。有的传世真器由于已锈蚀，并且由于锈蚀出现了高低不平的层面，伪刻的字硬刻在这一“自然”特点层面上，例如：甘肃省庆阳地区某博物馆的伪铭穆公簋盖，其上的“夕”字刻在低处，“穆”字又刻在高处。后刻铭文新茬清楚，是近现代伪刻。有的伪铭，字体过于走形和肥硕，例如：陕西户县文管所收藏一件伪铭器，伪字显现后刻之毛边，字体肥硕，如“”字等。
东周真器而刻伪铭者也不鲜见，情况也较复杂。仅举数例：
例一：陕西省某博物馆收藏一件错金鸟篆文戈，该戈是从民间征集而来。戈一面胡部有“玄之用”错金鸟篆文，令面胡部有“戈”铭。鸟形态特别呆板，完全失去了鸟篆文字的风格，“”字也无错金，与其他几字风格相悖。
例二：伪作铭文内容与真器时代不一致，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收藏一件春秋铜，体作椭圆状，双环耳，圈足。腹饰盘蛇纹。器内底伪铭“举父丁”三字，伪铭内容具商代特点，与器之时代不合，且字刻得粗笨、呆板，字体走形。
例三：利用“开天窗”方法与技术制作伪铭，例如：山西省博物馆1953年在太原收购一件传世的青铜壶，壶颈一对衔环兽首耳，器身饰环带纹。以往学者们对壶和铭文看法有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器与铭均真，铭文中的陈喜即陈僖子田乞，也有学者提出器与铭文时代上有矛盾，等等。经过对实物的审慎考察，该壶本身属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而铭文是先在铜片上刻好后，再开天窗，将伪铭铜片嵌在真器上。仔细观察，嵌入铜片边沿的缝线还看得明白无误，表明了伪作的作旧水平还不甚高。
例四：伪作铭文的器名与真器器形有矛盾，如某地博物馆收藏一件铜豆，内底刻伪铭“乍宝鼎”，明显与器种不合，伪铭在此反倒暴露出了破绽。
全国铜器与铭文中，所见秦汉铜器上刻伪铭的也有一定数量，伪铭基本上可有以下几种情况：
例一：属一般的乱刻，伪作者水平较低。这些伪铭常常出自民国时期。茂陵博物馆一件汉代行灯，伪铭刻在了灯炳的锈上。山西省某博物馆一件汉铜洗，口沿刻的“潘汉兴”三字，破坏了原器氧化层，字体过呆。浙江省博物馆一件汉代鎏金弩机，刻有“建平三年”铭，伪字破坏了原器的锈和氧化层。陕西咸阳博物馆藏一虎符，铭文刻在了锈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某博物馆一件汉鼎，原器已形成枣皮红色，器表上新刻“咸阳一斗三升”铭，恶作破坏了枣皮红。“阳”字写成“”缺失“日”下的一道等。
例二：所造伪铭与同时期的铭文内容格式不同，如：山西省博物馆藏伪铭吕不韦戈即如此，“内”背伪铭：“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少府工室丞冉工九武库”。“内”正面的“少府”系真铭。西汉时“少府”属下有“考工室”，在秦铜器中尚未见有这样名称，更不能称为“工室”。“冉”为“相邦冉”，是秦国国家机构最高长官，也是兵器造监者，如“相邦冉造”戈，等等。“武库”名常见于三晋兵器上，在秦国兵器上虽然偶有“武库”铭出现，但常与“上郡”名连在一起，为“上郡武库”。这件伪铭戈铭文格式由于内容上的拼凑，与常见秦戈铭的规律完全相违背。在此戈上也可以明显看出后刻之痕迹和对原戈铜地等的破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