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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爱心是温暖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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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北京东三环一间会所的咖啡厅。刘霞向记者递上自己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很多,但她只提到自己是“西部女性阳光基金”的创始人。

2008年12月31日,“西部女性阳光基金”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难得的一项针对女性医疗的专项基金。而在此之前,刘霞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全国青联委员、知名记者,作家,诗人。

虽然“西部女性阳光基金”刚刚成立 但实际上刘霞从事这项事业已经有几个年头了。从2003年开始,刘霞就开始自发组织志愿者开展对西部地区女性妇科病的普查和治疗工作,多年来,受惠的西部女性累计已达数万人。

一位女记者的大胆想法

刘霞称得上是个资深的媒体人,她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多年,从最基层的记者干起,一直做到副总编。

1990年代末,大陆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许多民众尚不知慈善为何物,慈善捐赠也仅仅限于自然灾害发生以后的官方救济和社会的一次性财物捐赠。慈善组织也很缺乏,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大陆甚至还没有一家正式注册的民间慈善组织。

由于工作的原因,刘霞常常有机会到香港出差,在这里她见到了与大陆截然不同的场景:口渴了买饮料,会有人告诉你,每买一瓶就会有一角钱捐给当地的慈善基金:到饭店吃饭,也会发现在醒目的位置摆放着慈善捐款箱,而在遍布全港的车站码头也会有数不清的“志工”为来来往往的市民义务服务。

一位香港市民告诉她,在香港,慈善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名中学生,如果没有在升学之前完成一定量的志工服务,那他甚至都不可能升入大学。这一切让刘霞觉得既惊讶又感慨。

有一段时间,刘霞负责杂志社的一个女性栏目,因而经常接触到许多的成功女性。2000年,她到香港采访著名慈善家赵曾学韫女士,这也成了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赵曾学韫女士曾在20多年的时间内筹集善款数亿元用于香港和内地的慈善事业,被社会各界誉为“慈善皇后”。她对慈善事业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她告诉刘霞,一个人一下子捐出几百万来,这不是慈善,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坚持30年不断筹款通过自己的传播影响其他人关注慈善事业这才叫慈善。刘霞当时的感觉“就像遇到了知音”。采访结束后,她仍与赵曾学韫女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开始在她的影响下关注慈善事业。

2005年,刘霞又和赵曾学韫女士一起接到邀请,参加世界妇女慈善大会。在大会期间,她见到了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慈善团体和慈善人士。她发现,许多著名的慈善人士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亿万富翁,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心怀爱心长年累月地坚持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的慈善志愿者。

“比如法国前战地记者Yolanda,一直在用自己写作所得的稿费来做慈善。虽然她在一次战争的采访中致残,但她坚持每发表一篇文章,都会捐出稿费的40%用于慈善事业。”

回到国内以后,这些场景经常在刘霞的脑子里浮现。她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不自己拉一帮志愿者搞个慈善组织呢!说干就干,很快一个以她为首的慈善志愿者队伍就成立了,最初的成员都是她的好朋友,像《中华工商时报》记者王志新、视觉艺术家麦子、《北京青年报》记者蔡春婕等人,都是被刘霞拉来的“死党。”

这买卖其实很合算!

刘霞第一次走进新疆策勒县是在2007年,这里地属盛产“和田玉”的和田地区,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加之社会生活习惯的落后,这里一直是女性宫颈癌的高发地区。

尽管此前已经对策勒县的情况有所耳闻,但真正来到这里,她还是被吓了一跳:到处是沙漠、戈壁,方圆几十里内几乎看不到人烟,大风吹起,尘沙到处飞扬,浩瀚的沙海似乎永远也看不到尽头。

与刘霞同行的还有她的好友曾经援疆三年的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姜淑清以及其他几位志愿者,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医疗设备,为策勒的妇女进行宫颈癌的免费普查,地点设在县医院的大院里。由于新疆村和村之间路途遥远,加上当地的妇女思想观念很保守,就算免费检查,要把他们都聚集过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志愿者们决定,凡来接受免费检查的妇女,每人发一百元路费。检查进行到中午,得知很多妇女是五点钟就从家出发了,还没有吃早餐,志愿者们又跑了老远,买来热腾腾的馕,一分发给她们。

时至今日,刘霞和去过和田参加普查的几名志愿者会常常想起策勒县的一位名叫托合提苏力坦的维吾尔族女子。照片递过来,这是一个头裹纱巾,神情忧郁的。刘霞说,她才27岁,是西部女性阳光计划普查出的第一名需要救助的宫颈癌患者。

托合提苏力坦被检查出患宫颈癌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如果要做手术治疗的话至少需要6000元,而这笔钱差不多是他们全家一年总收八的10倍!她的婆婆宁愿把她休掉也不愿意拿钱给她看病。

刘霞以及其他的志愿者决定把托合提苏力坦接到北京来治疗。由于语言不通,他们还专门请当地医院里的一名医生作为随行翻译,一同前往北京。

当初的治疗预算是6000多元,可手术进行了三次才完全消除了癌细胞,加上两个人的住宿费,生活费,往返机票等,最后花费超过了三万元。几个月后,托合提苏力坦顺利康复,几名志愿者以及周围知道这件事情的好友这个给300元那个给500元递到当时住院治疗的托和提苏力坦手上,凑到一起居然有一万多块钱。临走前,托合提苏力坦拉着刘霞和其他几名志愿者的手,激动地不停讲话。“虽然听不懂她的语言,但是我能感受到她的快乐和感激。”

曾有朋友笑着对刘霞说,要是以这个劲头改行做生意,或许你早就发大财了。刘霞也同样笑着回答,这些钱,在我们不过是少买一些衣服食物,而在他们则可以改变他们全家的命运,这买卖其实很合算!

“帮助了别人,我也很快乐”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您当初创办“西部女性阳光基金”的初衷是什么?又为何选择从新疆的策勒县开始工作?

刘霞(以下简称刘):在“西部女性阳光基金”成立之前,我们的志愿活动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项目。后来,我的朋友,北京妇产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姜淑清到新疆策勒县挂职锻炼,在那里,她发现策勒县是女性宫颈癌等妇科疾病的高发区,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便开始致力于普查活动。

青:您认为在西部地区开展宫颈癌普查的意义何在?

刘:根据我的了解,在所有的癌症当中,宫颈癌是目前惟一可以预防,治愈的恶性肿瘤,只要及时发现,治愈的把握非常大,因而普查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宫颈癌在早期往往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兆,因此常常被大家所忽视,等到真正发现时往往就已

经到了晚期,这就会给治疗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在策勒县的一个乡镇进行普查时,曾经发现四例宫颈癌患者,其中两人还是妯娌。由于发现病情的早晚不同,两个人和两个家庭的命运也截然不同。

36岁的弟媳吐米尔汗是宫颈癌早期,到县医院做了次广泛子宫切除术,仅花了3800多元就很快恢复了健康。不仅能干家务活儿,还能上山放羊。而嫂子布热比汗57岁,宫颈癌已到晚期。家里先后花了3.5万元为她做治疗效果仍不理想。

在我国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原因,一直是宫颈癌的高发地区,因此,在西部地区开展宫颈癌普查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青:对于“西部女性阳光基金”的未来,您有何规划?

刘:现在成立了“西部女性阳光基金”,我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以前我们是“草根组织”,一年做一件事情也可以,不做也没人管我们,但是现在成立了基金,就要把这个基金管理好,让它很好地运转。我们的计划是每年让5000名西部的贫困地区女性接受普查。因为每普查一个人都要使用耗材,都会产生费用,所以我们还要不停地筹措资金,让普查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我相信,我们只要坚持做下去,就能够进入良性运转。不久前,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工作人员就主动找到了我们,向我们索要资料。可见只要你把一个项目做好,就会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青:除了是“西部女性阳光基金”的管理者,您同时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定非常忙碌,您一直坚持做慈善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

刘:我觉得是一种慈善的理念,这点香港的赵曾学韫女士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慈善并不是一两个富人捐了一笔巨款那么简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拿出自己的爱心,尽已所能地去帮助自己身边的人,似乎会更让自己有生命的成就感。

你想想看,如果不是这种理念,还有什么能在短时间内凝聚那么多人,大家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无偿地做一件事情,却毫无怨言?

青:您认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如何?

刘:我觉得近年来,我们国家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还是很快的。去年的“5・12”大地震,我觉得是对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次大检阅。这次检阅的效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都非常有社会责任感,有爱心,他们正在积极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像我们的西部女性阳光基金,就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有爱心的企业家捐赠的钱物和设备。

我相信,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景应该会非常光明。

青:做公益慈善工作对您有什么影响?

刘:我觉得自己的变化很大,以前经常在意的一些小事情,现在我都不在意了,可以说比以前更加豁达了。另外,参加公益事业,帮助了别人,你自己也会觉得很快乐。想想看,由于我们的付出和我们所传递的温暖,就能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快乐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