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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的刘细良,他每天坐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翻阅国内外各大报纸杂志,点击互联网查看最新资讯。近十年媒体人的身份让他深知“传媒的力量”。通过传媒让政府与民众之间良好沟通,这正是他努力在香港政府任职期间推动的目标。
学生时代的“死飞仔”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同年,刘细良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学习。他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到学生运动中去,时常和不同年级的学生一起讨论学校政策。大学四年,他每星期都到中大逯耀东教授办公室和逯教授谈天说地,由饮食文化讲到大陆“”。他评价这是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之后,刘细良放弃历史,改选社会学作为研究生专业课程,“当时觉得历史都是过去的东西,缺乏预见社会发展的能力。于是转而学习理论,认为掌握了理论就掌握了现实。”这个转变为他日后从政埋下了种子。
与当时一些人不同,刘细良对大陆充满了好奇,早就认定香港和大陆将是利益的共同体。早在1985年,刘细良便花费三天两夜坐车从成都来到九寨沟,试图了解真实的大陆。
昔日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学生会会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撰文回忆起学生生涯时,无限感慨道:“那个曾经拿着水枪在宿舍‘知行楼’周围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飞仔’刘细良,却已成了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左右手。学生年代的棱角,本来就是理应如此。”
“一流政治评论者”
早在学生时期,刘细良已经开始明白“权力”两字的影响。1988年,刘细良把“大陆工资体制改革”定为研究生论文题目。他前往广州调查一家国营造船工厂,以此为例来研究改革之后工人、政府、工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不久,刘细良开始打算从政,“我觉得该把关注的重心从中国内地转向香港了。关注对象的改变自然地影响了我的决定。在香港从事政党工作可以让我更好地了解香港政治的发展。”在同学引荐下,刘细良加入香港民主同盟。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夕,刘细良发现了媒体的影响力,于是投身到传媒中的念头越来越大。他于回归当日停止政党工作,到香港知名报刊《壹周刊》担任执行编辑工作。随后,他担任过《茶杯杂志》和TOM集团香港区总编辑,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担任主持,和梁文道、沈旭晖主持节目《光明顶》和一个阅读节目《打书钉》。此外,他还在媒体开专栏评点香江政治风云。
由于观点独特文笔犀利,刘细良被公认为香港“一流政治评论者”。
走入政治中心
2006年,香港特首曾荫权留意到刘细良,并希望他能加入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担任全职顾问。刘细良认为自己获得青睐的原因在于媒体人的身份,“政治是一门沟通的学问,不论决策多好,如果群众不接受也不会成功。香港政府通过过去十年的发展了解到和民众沟通的重要性,他们需要有了解媒体和群众的非从政人员参与政府运作。从这个层面出发,于是找到了我。”但他犹豫了。以前可以站在体制外叉腰批评,如今要转到体制中。“十多年前,香港政府不会找上我,我也不会选择进政府这条路。机缘就在于香港政府在这十年来的过程,也影响了我从政的大小起落。当合适的时机来临时我就抓住它。”刘细良最终决定参加这次“冒险之旅”,2006年2月10日,刘细良出任香港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他的工作内容是“政策研究”。香港媒体事后评论,刘细良从“野的‘自由’天地,走进建制的‘规范’世界里”。
就这样,刘细良迈进了中环特区政府总部十三楼的办公室。“对我来说,在媒体工作时对政府有很多批评,在政府工作也一样。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很清楚如何把意见化为对决策的影响力以及执行出来的执行力。”
摘自《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