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 真诚之美与文化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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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邻居、朋友或同事眼里，倪萍多半会是一个让人感到暖心，舒服的女人，她行事得体，懂得推己及人，也不会高高在上，在交往半径中一直没违背自己的准则：做一个不讨厌的人。然而，在公众视野里，她总是被一些争议纠缠着，而且恰恰还与道德有关。

这种争议在她离开央视之后，变得更为频繁，她常常陷入某种口水战中。连她自己也不免产生困惑，曾问自小照顾她的姥姥：“你说我算是好人还是坏人？”姥姥说：“你先说么样算好人么样算坏人？坏人身上有好，好人身上有坏，没有坏透了的人，也没有好的一点儿毛病没有的人。”

倪萍来自乡土，来自儒家文化的原乡，正如另一位屏幕大姐敬一丹所言，倪萍带有一种中国式的道德感。她的这种“善”的形象在央视这个被无限放大的舞台接受公众审视，并随着社会的多元而折射出更丰富的光谱。

“好人”与“伪善”

作为“”结束后第一批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倪萍于1979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三年后，她已经开始作为女主角出演电影，并在24岁时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1988年，倪萍作为嘉宾主持参加青岛电视台春节晚会，被中央电视台的女导演刘瑞琴发现，认为从镜头里看，这个女子很端庄，很会说话。

端庄，顾名思义：端平正直，庄严大方。“用那时候的话说很周正，没有邪气，工农兵形象。”很多年里，这也是倪萍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倪萍因此被调入中央电视台，许多年后，她不只一次回忆当初，是“组织给安排到了这样一个众人瞩目的位置上”，“如果现在让我去竞争，让我去秀，去海选，我不一定能出来。”

倪萍很快证明了她作为“业余”主持人的实力。出任《综艺大观》主持人一个多月后，她正式入主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一上场便是13年。看似轻巧，但只有内行人知道其中的不易。“倪萍往往一上台说话就一套一套的，听起来是即兴发挥，但实际哪怕只有两三分钟的串场，她也要很精细地准备。她从不敷衍。”一位了解她的人说。

从方头方脑的匣子到宽且扁平的液晶，电视机不断换代，荧屏里的倪萍的形象也不断被定义。观众蓦然发现，呀，央视传统的播音腔如此不堪，主持人还能这样做。凭借与观众的亲近感及真性情的流露，倪萍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但是不可避免地，她也在央视这个庞大体系内被修正、被模式化。倪萍的节目里，嘉宾或她自己的泪腺每每决堤，对于电视里的催泪弹，许多人缴械，也有许多人发出抗议之声，且后者越来越强势。

在一个人人谈论道德危机的年代，假如对他人命运表现出过度敏感与关切，承受“煽情”的责难似乎并不意外，而“煽情”的语义所指，是更严重的一个词：伪善。

“（央视主持人）这个职业给我很多，把我塑造成一个好人，然后我就顺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当然，我本来就是一个好人。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在众人面前长期的伪装。”对于质疑，她如此回应。

人们很难听到倪萍批评体制、批评央视甚至娱乐节目的现状。至于崔永元等曾经的同事对央视的微词，她一个字不评价。她不愿意多谈“政治”，不喜欢记者的一些问法，“你才多大年纪，知道什么是政治？”凡涉及大局和时代变迁，她言辞谨慎、中立，常用“特点”取代“缺点”，激烈的情绪痕迹几乎没有。

很长一段时间里，倪萍在一个相对单纯的评价体系里熠熠生辉。

脊梁被人“戳”

然而，“好人形象”延伸到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角色时，却似乎发生了逆转。每年“两会”期间，总能引来媒体的围观。媒体头条里，她是一个“从不投反对票，不给政府添乱”的人，也是一个开会要做“哑巴”的人，总之，报端呈现的是一个“不负责任，只会做无原则的老好人”的政协委员。

她曾回应说：“那些骂我在政协会议上只会举手同意是废物的人，其实是不了解会议日程，虽然我每次大会最终投票时投的是同意票，可在中间十多天会程中，我不断地提意见、建议，这些都有文字记录。”

2011年7月，倪萍被评为“共和国脊梁――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媒体很快爆出，这一奖项的主办方曾向其他参选者收取参选费，并受到民政部的行政处罚。足以证明主办方并不具备去颁发此奖的公信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荒唐的奖项，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倪萍却欣然接受并出席，这一举动让她的思想的浅薄与文化软肋暴露无遗。

“那个夏天，很多人骂我是脊梁，我觉得内心早就将自己视为脊梁了，脊梁不是那根骨头，而是由众多血脉组成的，我22岁就入党了，我觉得我是脊梁，我一直尽量维护党的形象，一直尽力去做一个党需要的人。”后来，倪萍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然而，在新时代的语境里，她的辩解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很多名人出来质疑她，其中以学者易中天和评论员李承鹏的文章流传最广，也影响很大。易中天在《此脊梁非彼脊梁》一文中，讽刺倪萍得的是“戳脊梁奖”。“收不收费，其实并不要紧。打着共和国的旗号，花着纳税人的钱，做着‘达芬奇’的事，那就更加不可原谅。”“倒不是倪大姐有什么不好，是这个‘奖’实在山寨得离谱”。当时恰逢央视报道达芬奇事件，引发舆论争端，有网友也说，易中天对倪萍的调侃，其实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倪萍身上的央视烙印，尽管她已经离开央视多年。

李承鹏则说“倪萍姐姐确实是共和国脊梁，只是得了颈椎病。”他在题为《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的文章里直言不讳：“那么多人民住着高价房，喝着毒牛奶，上不起学，晚上在家里睡着睡着忽然闻到青草的味道（因为拆迁队把房拆了），这个代表却从不对国家提反对意见，还去认领‘中国脊梁’？”

曾有媒体评论说：“对于公众而言，央视主持人是一个怪异的身份。它既会带来明星的光圈又带有观众苛刻的审核。观众对于央视主持人往往有着‘高标准严要求’。身为央视主持人，不能丑、不能老、不能说错话、不能行错事情。否则，动辄得咎。”

总是不合时宜

带着“央视”烙印的倪萍，从未远离舆论的漩涡。主持，出书，演戏，画画，无论她做什么，都会遭受公众的质疑。有时连她自己都有些不解：很多人干着同样的事情，却受人追捧，为什么自己却总是不合时宜？

如今，56岁的倪萍，最大的乐趣便是宅在家里画画。她不爱上电视了，但也被说动了几次，做了几档选秀节目的评委，她的感觉是：“苦不堪言。现场的表达和剪出来的播出版南辕北辙。”于是她怀念起直播的日子。她对杨亚洲说：“还拍什么电视剧，假的做不过真真假假，真的也做不过真真假假。”所以现在，她还是更愿意在家过那种老派文人的闲散日子。她家订了3份报纸，她会在一家人吃早饭时，叨叨各种新闻。“不能因为政治观点和世界观的不同，就互相开骂。”她对国家和政党怀有认真的信任和理解。“并不一定说赞美这个民族，但你也不至于整天扇父母的耳光吧。”

倪萍很看重“正能量”，每天早饭时间，都会给儿子讲一个类似心灵鸡汤那样的故事。儿子常常听完故事，看她一眼，不发一言，接着吃饭。

2012年9月7日晚上，第九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她被邀请参加，组委会的要求是，让倪萍和老搭档赵忠祥同台回顾中国电视30年发展历史。“人生掐头去尾，没有几个三十年。”倪萍很重视这次登台。

前一晚，她发短信给赵忠祥：“做好准备，别吓一跳。”她以前在中央电视台，穿的都是比较保守的旗袍，“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也想变化一下”，特意穿了一件白色露肩晚礼服。7日晚，老搭档见面，赵忠祥一如既往的冷静，对倪萍的新造型“没有反应”。但当他们走上前台时，观众们乐疯了，网上调侃吐槽一片：“倪萍阿姨穿着婚纱就来了”，“他们终于在一起了。”倪萍似乎又踏上一步“不合时宜”的节拍。

在属于倪萍的那个时代，整齐划一、以极端完美为目标的世界，标准简单有效，所有人都熠熠生辉;时过境迁，人们终于进入另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界，不美好，充满杂念，但它的复杂性，消解了它走向任何一种极端的可能。

毫无疑问，倪萍符合传统价值体系的好人标准，她的亲和力、善良与真诚足以泽被周围的人，但是当她作为知名人物登场，公众希望她的思想能匹配她的美德，释放出更大的影响力，但对于只专注于做一个“老好人”的倪萍而言，似乎是很难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