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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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文学的专业视角出发，关心沦陷区，尤其是沦陷时期的北平，肯定无法绕开如何看待周作人“落水”的问题。虽然有关“落水”事件的探讨，不足以覆盖对北平沦陷时期知识人的总体考察，但对这一事件的切入角度与理解程度，标示着作为思想课题的沦陷区研究的深度。2008年，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让研究者对沦陷区作为中日两国的共同课题，各自面临的学术伦理上的困境有了更真切的体会。

不管木山的周作人研究，给中国现代文学界造成怎样的思想震动，首先必须意识到这是“外来”学术，才谈得上如何拿来的问题。因为《北京苦住庵记》的预设读者是日本人，而木山也是相当自觉地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发言，作为中国研究者，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木山的思想出发点和问题意识，而不仅仅是此书得出的结论，才能形成有效的对话。换言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将《北京苦住庵记》的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有效地内化到自己的研究中来，而所谓“内部化”，不是沿着木山提出的问题、视角去思考，而是返回到他为什么这样提问的出发点上（参见陈洁《〈北京苦住庵记〉研讨会综述》，《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4期）。

木山英雄在鲁迅博物馆举办的研讨会上，有些突兀地提出“被告席”的比喻。他设想了两种虚拟的审判场景及研究者扮演的不同角色：一是坐在被告席的位置上，听取中国研究者的意见，必要时为自己申辩；或是把被告席的椅子腾出来给周作人坐，自己则与中国研究者一道参与评判（《在〈北京苦住庵记〉研讨会上的致辞》，《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4期）。作为日本人，他最终选择的是被告席的位置。“被告席”的比喻，可视作木山对其研究立场的一个形象的说明。在该书致中文版读者的序言，即其作为被告人的“答辩书”中，他对自己的研究动机有更为细致的说明，最初是基于个人素朴的阅读经验，即从周作人沦陷前夕一系列“日本研究”的文章中获得“新鲜的感动和惊讶”：面对日本全面入侵的危机，周作人仍努力超越国族的边界及两国长期积蓄下来的偏见与歧视，寻找文化上的连带感，或者说基于知识、情感的理解之道。

作为战争中还是小学生，主要在日本战后“被占领”下的思想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木山试图尽可能贴近沦陷中周作人的立场，对“落水”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所以《北京苦住庵记》基本上是事件史的写法。但其处理的又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去揭示作为事件之内面的思想进程，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一个思想史的命题。换言之，著者关注的不仅是“落水”事件，事件不过是思想的物理显现，其试图重构事件发生的情景逻辑及隐藏在背后的心理动机。

木山承认其在思想上未必一一认同于周作人，他对“落水”事件的关注，与其说是出于学理的动机，不如说更多地含有作为日本人的情感成分在内。木山以为像周作人这样对日本文化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同时抱有很深感情的人，竟然因为日本的原因而落得如此下场，一想起来便觉得“愤怒”（《〈北京苦住庵记〉谈话会》，《现代中国》第十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46页）。从这种理性的“愤怒”出发，木山将对周氏的处境与心境的体察与对其思想的不完全认同之间的矛盾，“有意识地在作为日本公民而负有侵略战争之共同责任的立场上承担下来”（《〈北京苦住庵记〉致中文版读者》），反过来说，甚至是依靠侵略的一方没有权利审判事伪者这一不成文的限制，将他所谓的“镇魂”，即安慰周作人失败的灵魂的动机贯彻到底。

发端于“镇魂”这种超世俗的动机，利用日本人的国民身份，以及国民身份与战争罪责之间看似自然实则是自觉构建的连锁关系，木山选择被告席而非审判员或辩护士的位置，以便尽可能“同情地了解”真正的被告即周作人的处境与心境。这样的研究立场也就决定了《北京苦住庵记》“以体察为主，评论为从”的写作姿态。就木山拟想的审判场景而言，中国研究者基于受害者的身份意识，不愿扮演辩护士的角色，更不可能代通敌者站在被告席上发言，似乎被自动安放在审判员的位置上，不必去想自己是否有审判的资格，或谁赋予了我审判的权利。

作为中国人，基于怎样的研究立场，无论是学理的或情感的动机，才有理由尽可能贴近沦陷区的历史经验，进行“同情的了解”，而非端着审判员的架势加以评说，与背负污名者保持安全的身体距离及心理距离？既然无法抽身事外，像作为旁观者的欧美汉学家那样，搁置道德评判，或伪装价值中立，如何将身为中国人的情感成分，纳入“沦陷”这一敏感议题的研究中，并得以恰如其分地表达，而非成为历史客观性的阻碍？能否在感受到心理困扰乃至道德重负的同时，努力克服过于明快的政治伦理评判？如何将研究者个人的阅读经验与基于独立思考所下的价值判断，与其所属的国族身份不是简单地捏和在一起，而保持某种思想上的紧张关系？这或许是木山所谓被告席的比喻，给处于同一虚拟法庭内的中国研究者提出的具有一定道德风险系数的问题。

木山的思考路径及表述方式无疑是相当个人化的，而其研究立场，尤其是情感上的出发点，却代表了日本战后一代研究者在处理中国特别是涉及战争问题的某种自觉。了解这一辈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背后的情怀，对反思乃至重新寻觅我们———与战争经验更为隔阂的一代———自身的研究立场及方法无不助益。与木山同为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出身，同样承接着竹内好对鲁迅及革命中国的研究传统的伊藤虎丸，在反省日本战后思想史时指出，他们这一代学问的出发点是对战前从汉学到支那学的谱系的整体否定和批判，“尤其是在中国研究的领域内，由于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来说，日本是百分之百的犯了错误的加害者”，或者说“负债者”，如何去深化这种“罪的自觉”，本身就构成其学问的原动力（《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78页）。

伊藤所谓的“自觉”，乃借用熊野义孝《终末论与历史哲学》中带有神学意味的定义，不是指抽象的意识，而把这种意识看做是存在本身所担负的责任，只有在有责任、有债务的意义上正当地把握自己，这才是真实的自觉（《鲁迅与终末论》第361页）。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这种意识不只是作为日本国民之一员的连带责任，而是伊藤从鲁迅那里发掘的作为近代文明根柢的“个的自觉”。伊藤从《狂人日记》中读出的“罪的意识”，延续且发展了“竹内鲁迅”所谓的“赎罪文学”。竹内好在处于“回心”期的鲁迅身上恍惚看到的“近似于宗教的原罪意识”，未尝不是研究者自身的一种赎罪意识的倒影。竹内好怀疑鲁迅思想的根柢处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按伊藤虎丸的理解，鲁迅的赎罪不是对某一道德团体的负债，反而是一种自赎，其所赎的不是刑法、道德或政治上的罪责，乃接近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原罪。木山的“镇魂”，与伊藤所谓的“罪的意识”，无疑是同一思想语境下的产物。

这种从对象中发现的，以非常曲折的方式潜伏于研究动机中的“原罪意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思想能源是如何形成的？同样出自东大文学部的思想史家沟口雄三，在与孙歌关于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对话中有一段更直白的自述。按沟口的说法，他们这一代在中学时赶上战败，身处湍急的时代漩涡当中，是用墨汁涂抹教科书上的历史错误的一代。其在少年时代通过漫画、电影、新闻报道培养起来的对于亚洲的歧视和偏见，与根植于此种歧视和偏见的，把亚洲的殖民地从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感，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大学以后，通过了解中国革命的实态，以及亚洲各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才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扭曲。于是，在少年时代无意识地接受的那些偏见与歧视，转化为类似于原罪的情感。这种发生于内面的情感转化，即对于主体根基处的人性的追问、自责乃至自觉，使其与中国发生了更深切的关联，不仅是研究者与对象之间的关联，同时也支撑着这一代日本学人从文学或思想的角度切入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参见沟口雄三、孙歌《关于“知识共同体”》，《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

除了竹内好，木山英雄、伊藤虎丸，包括沟口雄三，都不是战争经验的亲历者，但都分享了丸山真男所谓的“悔恨共同体”的意识。相对于日本战后的“悔恨共同体”，作为受害方的中国，特别是知识阶层，是否基于惨痛的创伤经验而形成一个共同体呢？中日战争造成的伤害，可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创伤，绝非一次性的。在一次性的创伤体验中，受害者与加害者有本质的区别；而在结构性的历史创伤中，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双方的幸存者都是想象的、潜在的受害者。对应于伊藤强调的“加害者”或者说“负债者”的自觉，中国研究者如何处理由国族身份衍生出来的，或无意识中继承的“受害者”意识？被困于“受害者”的义愤中，或许阻碍了我们对战争经验的反思，尤其是对沦陷时空中“人”的生存处境的理解。身为“受害者”的混沌意识，如何转化为一种持久的、建设性的思想能源？这是木山英雄的《北京苦住庵记》及所谓“被告席”的比喻给中国研究者提出的问题。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